[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3)3-0103-07 近年来，身份政治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助推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政治急剧右转，政治极化成为新常态，这不仅造成了一种碎片化的、易爆的“新部落主义”的政治局面，而且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对此，一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当前身份政治之所以陷入困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在确立政治倾向、采取政治行动时过多地强调了建基于特殊主义的身份认同，而忽略了建基于普遍主义的公民认同，因此，有必要重启“公民政治”来解决当前问题。然而，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指出，身份政治及与之关联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本质上是不同群体对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交织等议题的政治反应，是脱胎于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经济斗争和阶级博弈，因而普通民众的现实物质利益诉求才会始终作为一股暗流贯穿于当前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运动当中。这启示我们，对当代身份政治问题的反思，不能局限在自由主义公民政治的话语中，把当前身份政治困境仅仅理解为“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危机，而应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视角，深入到经济关系当中审视身份政治的乱象及其映射出的当代资本主义深层危机。 一、重启公民政治：自由主义对身份政治困境的反思 当前身份政治强调的是一种更加复杂多元和个人主义化的身份认同，其对身份的理解具有排他性和隔绝性，因而其主体更多地以个人的情感、意志和情绪等非理性因素来决定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选择。这种政治对维系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规范和运行机制构成巨大威胁，将美国推向了政治极化、文化内战乃至国家分裂的险境之中。对此，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重启公民政治的解决方案，他们希望在社会上重新确立起对公民或国家的身份认同，从而将美国从身份政治的泥潭中解救出来以及守护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由此形成了两种反思路径。 第一，以公民政治取代身份政治。这种反思路径认为，过分强调文化身份多元差异以及凭借差异化的身份认同来塑造政治，是造成社会撕裂的罪魁祸首，因而主张从“身份视角”重返“公民视角”，用“公民政治”取代“身份政治”的方式来破解身份政治难题。在这一反思路径下有两个较具代表性的解决方案。 其一，重返“公民自由主义”。美国自由主义学者马克·里拉严厉谴责了美国自由派终日沉迷于身份政治而忽视公民政治的行为，认为他们丧失了作为公民所共享的以及将全体公民团结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在他看来，身份政治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伪政治”：它既无法提出一种能够团结社会成员、凝聚社会共识的政治愿景，又偏离了“透过竞选赢得政治权力”这个政治的核心问题，而终日沉湎于空洞的个性表演与缺乏建设意义的街头抗议运动，加剧了社会的对立与分裂。[2]36-42因此，无论强调身份政治在道德上多么高尚，但在现实政治中(尤其是就选举政治的竞争策略而言)是极不明智的，它只会导致美国的自由主义滑向一种对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身份的道德恐慌，从而“扭曲了自由主义的信条，并使其无法成为一种能被掌控的统一力量”[1]。为此，里拉主张以“后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来终结“身份自由主义时代”，即在身份政治的道路上悬崖勒马，重返公民政治。他呼吁美国自由派今后应根据绝大多数人关切的问题和确信的原则来表达诉求，并从体现普遍平等与自由权利的公民身份、公民的政治责任以及公民团结出发来建构一种“公民自由主义”[2]42政治——它强调美国公民身份、公民的政治责任和公民团结以及媒体的自我教育等。 其二，重申“契约政治”。这种方案相信“重拾契约精神”是解决个人与国家、群体与社会之间各种冲突与对立的有效进路。在其看来，身份政治是一种瓦解性而非聚合性的政治；它以群体差异性为奠基，会对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安排的社会整体认同造成损害，因而无法有效整合一国之内的公民身份，不能成为现代政治的有效引导力量，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消解作用不容小觑。对此，就必须回归契约政治原初设计的政治原则，真正将公民与国家的政治立约作为人们介入公共生活、国家事务、社会政策的根本遵循，从而保障公民精神在社会政治想象中的核心地位，并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自我规训的行动指南。[3] 第二，调和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张力。这种反思路径认为身份政治应以同一性的政治文化为基础。在其看来，社会的多元化已成为当前自由民主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且现代人也无法摆脱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自身和周边社会，因而主张在尊重身份多元性、保留身份政治的基础上调和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张力，使不同身份的群体利益被整合到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中，这实际上是在为现代身份政治找寻一套普遍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这一反思路径下有3个较具代表性的解决方案。 其一，建构“信条式国家身份认同”。美国另一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同样对身份政治引发的社会碎化、政治极化感到担忧，认为如果左右翼的关注点都转向保障日益狭隘的群体身份认同，将造成民主社会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整个社会展开公共协商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了威胁。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衰颓，最终以失败告终。[4]但与第一种反思路径不同的是，福山认为身份政治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抛弃身份认同的理念，而在于必须充分考虑当前自由民主社会的多元性这一既成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出范围更大且更具整合性的国族认同。在他看来，“身份可用于分裂，也可用于整合”[5]171，所以能够成为突破身份政治困境的良药。这是因为既然身份政治的逻辑是把社会分隔成越来越小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群体，那么这个逻辑同时也有可能创造出更广泛、更一体化的身份。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充分尊重公民的特殊身份的基础上，以法治、宪政主义原则、民主责任制以及人生而平等的信条等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为基础，构建一种具有积极价值和共享信息的后族群政治的国家认同、公民身份和归属感，即所谓的“信条式国家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既能包容其他文化，又能体现出自身独特性而且还凸显国家意志的主导文化，它能够同化移民，使美国在维系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免于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