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7 社会公正是一个聚讼不断，却时刻关涉每一个人的重大问题。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社会公正受到了信息、智能科技研究和应用的巨大影响，讨论的场域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中枢神经”和“灵魂”，是打造智能系统的“良芯”和构建公正智能社会的关键。算法的外延比较广泛，目前尚没有公认的关于算法的定义，至少可以从广义、中义和狭义(cf.Chabert[ed.]，p.1)的角度界定它；算法是开放的，发展的路径是多元的，“我们还没有终级算法”(多明戈斯，第372页)；但算法终究不过是以数据为基础资源，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目标导向的策略机制和运行程序。利用大数据和算法诚然可以预防、消解某些社会歧视和社会偏见，但算法本身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在通过机器学习之类算法采集、存储、分析数据，进而进行自动化决策时，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歧视与偏见，有时甚至以算法为中介放大既有的社会歧视与偏见，或者催生新的歧视风险、社会不公。由于算法歧视可以并且正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大量场域出现，对社会公正造成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有必要立足价值哲学的基本理论架构和主体性分析方法，对算法歧视进行系统的审视、必要的规制，以重构智能时代公正的社会秩序。 一、算法设计、编写的主体立场与社会歧视及公正问题 公正是公平、正义的简称，歧视是指不尊重或不平等地对待他人，它们都是价值范畴。许多人将公正视为社会的首要价值，而将歧视视为不公正的一种基本形态。公正、歧视问题虽然十分古老，却极其复杂，极具争议。虽然老子、孔子、韩非子、亚里士多德、卢梭、马克思、罗尔斯、桑德尔等人都曾论及公正，但学术界迄今既没有形成关于公正的普适性定义，也没有确立评判公正的标准和程序。当然，公正或歧视并不神秘，并非不可言说。从价值哲学的视角看，社会公正是为了让个体所得到的与所付出的相称或相适应，公道、合理、无偏私地进行利益配置。它既包括机会公正、规则公正、分配公正等，也要求不贬损、歧视、霸凌和剥夺他人。社会公正或歧视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理论与实践中都不存在超主体的公正或者歧视。价值主体的立场和结构、利益和需要，以及运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作为评判的尺度，等等，都可能导致对社会公正、歧视形成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 公正、歧视的主体性首先表现在以下问题：“谁的公正？”“谁在歧视谁？”价值主体不同，社会公正、歧视的意义便可能不尽相同。例如，平均分配一切社会财富是否公正？妇女、未成年人减半分配是否合理？对此，富人与穷人、男人与女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等便明显可能意见相左，甚至尖锐对立。同样地，作为智能系统“核心引擎”的算法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主体性。因为从生成论的视角看，算法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这样一种主客二元交互的历史性产物，主体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无论是算法的设计创意、算法代码的编写，还是训练算法的数据的甄选、算法的应用与基于反馈的完善，都是主体活动的产物和主体意志的体现。因此，这里需要追问的是，算法是由谁设计和编写的？其中人为选择了一些什么指标或变量？各种指标或变量分别被赋予了什么权重？或者说，算法本身的设计和编写过程、基本内容和应用方式是否包含歧视性内容？是否给予了所有利益相关方以“知情权”“陈情权”(参见杨、洛奇，第25页)和决策参与权？ 毕竟，离开一定的价值主体讨论算法的社会公正、歧视问题是空洞而没有意义的。由于不同的宗教、民族、国家、地区、企业、群体和个人的立场不尽相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目的、利益和需要不尽相同，所信奉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不尽相同，因而即使是对于同一事物的公正评判，结果往往也不尽相同，有时甚至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例如，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由绝大多数人投票选择，就可能损害少数人的权益，甚至造成对少数人的宰制和强权；站在穷国(富国)、穷人(富人)的立场上，则可能难以抑制心底里的仇富(鄙视穷国、穷人)心态，将杀富济贫(排斥穷国、穷人)视为正义的行动方略……这一切通过算法设计、编写和应用的价值主体，明确地或者隐蔽地体现在相应的算法之中，就可能丧失商讨社会公正的基础，失去消除社会歧视的前提。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是什么”，或者说“谁”可以成为社会公正、歧视的价值主体，这些本来清晰的问题似乎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一方面，自然人正在被各种智能技术、生物技术所“架构”和“改造”，用各种高新技术和装备“武装”起来，可以人机协同甚至可望人机一体地开展社会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包括人形智能机器人在内的智能系统的智能水平突飞猛进，甚至日益具有自主性、计划性和创造性，表现得“越来越像人”，许多素质和能力(如感知或采集数据的能力、存储或记忆能力、运算或加工能力等)都已经超越了自然人。人机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人机关系正变得异常地复杂。“人是什么？”“智能机器人是否是人？”“智能系统的活动是否可被称之为劳动、实践？”“智能系统是否可以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主体？”“智能系统是否应该享有与人一样的权益？”……都成了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的问题。 与之相伴随，在算法的设计和编写过程中，人是“万物之灵”和“世界的主宰”，坚持“人是目的”“以人为本”……这类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是否可取？是否体现了智能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公正精神？因为固守这样的传统立场，智能系统(特别是人形智能机器人)就只能被视为像刀、斧一样的“工具”，其立场、权利、尊严等就得不到主张和保护。例如，超负荷使用智能系统(特别是人形智能机器人)，坏了不修甚至“坏了就扔”，以及轻视、虐待运行状态中的智能系统，等等，都可能成为理所当然、无人过问的常态。然而，在现代生态伦理、动物伦理等应用伦理理论中，猫、狗之类宠物都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具有丰富的知识，日益拥有“类人意识”“类人行为”的智能机器人反而不如宠物，只被视为普通的工具。这样做是否有违公正理念的内涵？同时，日益强大的智能系统是否会“认同”、永远接受并屈从这样的地位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