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何以具有文明(史)意义 自原始公社解体之后，财富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自然经济财富总量不足的情况下，坚守君子之德的“颜回之乐”、保持自我克制的精神财富优先性以及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外在手段等构成了伦理财富观。亚里士多德指出：财富的拥有者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培养良好的德性，“一个人能对财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财物方面的德性，这样的人也就是慷慨的人”。①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倾向于从财富自身的存在、生产与功用视角来认定财富的价值。在伦理财富观中财富之善是对于个体品德与操守层面而言的，还不是自为的社会性、历史性存在。 在现代社会，发生了伦理财富观向财富文明观的转变——财富的“人格性”“权利化”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的关系被揭示，其文明意义也得以被揭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财富从古典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地位，成为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财富与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现代转型无法回避的难题。正是基于此，财富不再是隶属于个人或家庭的私人问题，而是上升为政治性的公共问题。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追求财富的原子化个体必须受到一定的法律约束，社会中存在一道最低的道德底线。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对象化——劳动的产物以及人的主体能力(权利观念)辩证关系中，财富的属人本质才得以科学揭示。因为，“在现代自由的权利观念中，最重要的权利是财产权——财产权是现代人自由的真正基础，没有财产权的自由是一句空话”。②于是，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与财富相关的需要、劳动、财产权以及法律等问题，就成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依据。于是，在现代商业社会、市民群体以及权利保障的基础之上，财富的文明价值逐渐展现出来。 人类文明论视角下，财富成为联系人们生活关系的重要因素，财富之德性正是在“共同劳作”与“共同的消费和享受”中使得人们“在一起”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共同富裕就成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涵。在反思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之上，汤因比提出文明的意思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或文化阶段”，它所针对的是“处在一些不同民族的个别活动场所之间的共同场地”，③或如梁漱溟所言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④这意味着，财富的文明史意义不仅仅体现在以欧洲商业社会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更广泛地存在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之中；不仅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现象，更是通过主观思维认知、共同体的生存智慧而展现出来。其一，在人类文明的发生源头上，财富及其源头的劳动从自然性存在提升到精神性存在，财富是人类“普遍的精神的本质”；⑤其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中，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与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形态同构，表现在文明形态的社会历史演进中；其三，在人类文明的延续上，共同富裕揭示了命运共同体的生存智慧——“每个人劳动与享受”是“一切人劳动与享受”的条件，天下为公成为人类文明的终极理想。 作为伦理普遍物的财富：共同的劳动与共同的享受 黑格尔最早从精神现象学维度揭示财富的德性，财富从自然性存在提升到精神性存在，成为“伦理普遍物”。财富因“共同的劳动”而产生，又因“共同的享受”而重新消失。共同富裕的文明问题在于“共同的劳动”与“共同的享受”失衡，在超越“劳动异化”与“精神贫困”基础上而重获统一。 (一)作为伦理普遍物的财富：从自然性到精神性的存在 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奠基了劳动及劳动价值论，即商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劳动源头问题，劳动被看作社会财富的源头，并成为人的现实性存在的逻辑起点。黑格尔的劳动、财富概念来源于近代国民经济学的成果，即从现代资产阶级财富生产所需要素的角度来探寻财富的源泉与基本内涵。这不同于传统神圣主义财富观、重农主义财富观以及重商主义财富观，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提出“一般劳动是财富之源”的思想。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⑥这里，财富不是来自具体的劳动形式，而是“一般劳动”。 在此基础之上，如果说社会财富增加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加之推动财富创造最根本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冲动或本能(需求)，那么这种经济学的个体需求与伦理学的普遍价值之间的“不一致”就需要超越和解决。在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中，他把“自然法、国民经济和伦理学都结合在一个整体中”，劳动的伦理价值随之也展现出来。在《伦理体系》中，人类劳动不仅包括“机械工作、种植、畜牧驯养，还包括人类自身的塑造或培养；这最后一个环节，独自具有伦理的重要性，是人类劳动的顶点；这个环节表现为性爱、父母爱和教育”。⑦同时，劳动也从“具体劳动”逐渐走向“抽象劳动”，正如农民的具体劳动体现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制造出作为自己作品的对象”。但是，现实社会中他只从事一项或几项工作，其余的东西则是通过他人的劳动来获得的，即“所有人为了所有人的劳动”，每个人的劳动都是为他人劳动。⑧这时，劳动也不再关注具体的需求和享受(产生了剩余产品)，而是一般的抽象的需求与享受；剩余产生占有，当占有合法化之后，权利就成为客观精神世界的追求。当人的生理需要转化为“理念的王国”，劳动就从感性的物质世界提升为精神层面的劳动。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观具有启蒙意义，但是经济学的经验主义思路使得人的劳动变成完全自私自利的活动，现代社会就陷入原子化个体、自然状态以及偶然性合作的无伦理、无精神的境况。黑格尔是把劳动与财富从自然性存在上升到精神哲学概念的“第一人”。在现代文明意义上，他指出劳动是“所有人为了所有人的劳动”，而财富在“一切人的行动和劳动而不断地形成，又因一切人的享受和消费而重新消失”，⑨从而获得自身的道德价值。共同的劳动而无共同的享受，共同的享受而无共同的劳动，因而，共同富裕的“精神”文明难题在于寻求在克服劳动异化与精神贫困的基础之上实现共同的劳动与共同的享受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