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51；B5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3-0070-10 DOI：10.14086/j.cnki.wujss.2023.03.007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其文化批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先后经历了分别以文艺美学批判、物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日常生活批判为理论重心的几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各有其理论特色，并表现为文艺美学批判理论、物化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具体的理论样态。既往学术界较为关注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等内容，而对卢卡奇早期的文艺美学批判理论和后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研究不够重视，特别是从整体上把握卢卡奇的文化批判理论，厘清文艺美学批判、物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日常生活批判之间的逻辑关系方面存在不足。在卢卡奇的文化批判理论中，文艺美学批判是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铺垫，物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日常生活批判则是对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发展，不同向度的具体理论样态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卢卡奇以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的文化批判理论。重新认识卢卡奇的文化批判理论并发掘其当代价值，对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演进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艺美学批判是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铺垫 文艺美学批判是卢卡奇在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重心，但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他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重心转向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文艺美学批判是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铺垫，是因为卢卡奇在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中将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规定为无产阶级，这得益于他在文艺美学批判中对个体局限性的反思；在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中将总体性辩证法视为把握总体的方法，是建立在对文艺美学批判中文学艺术形式反省的基础上的；在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中将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现存危机的根本途径，是针对文艺美学批判中艺术救赎策略的批判性思考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首先，卢卡奇在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中将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规定为无产阶级，这得益于他在文艺美学批判中对个体局限性的反思。在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文艺美学批判中，“孤独的个体”是卢卡奇关注的焦点，在他眼里，个体是高贵的存在物。为了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卢卡奇曾这样谈论道：“小说在开端和结尾之间包括了其总体的本质，并以此把一个人提高到无限的高度，这种个人通过其体验必定会创造一个整体的世界，并使被创造的事物得以保持平衡。”[1](P74)卢卡奇在文艺美学批判中谈论了戏剧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然而，他却认为只有孤独的人才能与戏剧相匹配，这是因为，“绝对孤独的人的语言是诗性的、充满抒情的，它是独白的”[2](P20)。不仅如此，戏剧的表现形式(对话)的首要前提是孤独的人群，如他所言：“戏剧的表现形式——对话——却以这种孤独的人群为首要前提，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多个声音，才是真正的对话和戏剧。”[2](P20)可以说，上述分析清楚地展现了卢卡奇对个体的重视。 然而，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成为变革现实社会的真正主体。对此，卢卡奇认为：“个体决不能成为事物的尺度，这是因为个体面对的是必定作为僵化事物的集合体的客观现实。个体发现这些事物是已经存在的、一成不变的。面对这样的事物，个体只能作出承认或者拒绝的主观判断。只有阶级(而不是‘类’，类只是按照直观的精神塑造出来的神秘化的个体)才能和现实的总体发生关系并起到实际上的改造作用。”[3](P294)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在内的个体，虽然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但他们往往扮演的是伦理层面的判断者，缺乏变革现实的力量。卢卡奇在早期的文艺美学批判中曾寄希望于通过发挥个体的力量，凭借文学艺术形式批判异化的社会现实，以解救个体的危机。但是，文学艺术形式在实质上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形式。浪漫主义之“浪漫”表现在，它重视个人体验、强调直觉和情感，仅仅借助文学艺术形式表达对现存事物的思考，“浪漫主义观念的特征表现在它痛苦地确信，在现实中缺少某种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已被异化了，目前所丧失的东西在过去还是存在的。浪漫主义者们想象这些异化现象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们对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或者至少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还不象现在这样发展的社会抱有一种思念的情绪”[4](P35)。“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在仅仅关注个体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无力改变现实的实践困境，这也反映了单个个体在解救社会危机上存在的局限性。基于对个体在解决现实问题上面临的局限性的反思，卢卡奇决定重新寻找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卢卡奇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转向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认识到无产阶级是真正的主客体的统一，他们能够从总体上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并致力于通过阶级革命解决现实问题。 其次，卢卡奇在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中将总体性辩证法视为把握总体的方法，是建立在对文艺美学批判中文学艺术形式反省的基础上的。卢卡奇认为，总体文化的式微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较为明显，总体性的式微，意味着人与世界之间产生了距离，原先具有的统一性被瓦解。卢卡奇曾对比了古希腊世界和现代资产阶级世界，认为荷马史诗世界和古希腊世界的文化结构表现为一种统一的文化，这种统一的文化以总体为标志，即“希腊人形而上地生活于其中的领域比我们的领域要小：所以我们绝不会逼真地置身其中，更确切地说：这个领域的完整性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先验本性”[1](P24)。然而，与荷马史诗世界和古希腊世界不同的是，现代资产阶级世界是一个破碎化的世界，它们的统一性被瓦解，总体文化在其中丧失了存在的根基，至此也就不再有自发存在的总体。面临着这种情况，卢卡奇在早期的文艺美学批判中，将文学艺术形式视为把握总体问题的方法，并且认为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担负着把握总体并重构总体性的重任。卢卡奇谈道：“史诗和小说，伟大史诗的两种客体形式，并不是按照创作态度，而是按照它们在创作时所发现的历史哲学事实区分开来的。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对这个时代来说，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有对总体的信念。”[1](P49)小说直接反映破碎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它不仅表达着个体对总体性的渴望，也刻画着个体对总体性的内在信念。在总体性缺失的资本主义社会，隐藏着一种总体性，小说充当着揭示和建构隐藏的总体性的角色，在揭示生活的总体性的过程中，小说的主人公是十分重要的，它更像是一个探索者不断地去摸索。此外，小说中的反讽原则能够实现对现实社会的抗争，通过这种批判和否定能重新建构与周围世界的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