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2.003 文化是人的自我创造，是历史中形成的人的形象。人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是人在世界中的自我展现。文化不仅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而且构成了人存在的手段。黑格尔曾谈到哲学研究中的“熟知非真知”现象，文化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尽管我们意识到文化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一直生活在文化之中，每时每刻都在与文化打交道，都在创造文化、遭遇文化、谈论文化，然而远未自觉意识到文化的存在，要对文化内涵做出准确的理解更是十分艰难的事情。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文化哲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学者们就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西方文化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探讨既关涉到文化内涵、文化本质、文化特征、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等文化哲学元问题，关涉到文化哲学与其他“部门哲学”间的关系问题，也关涉到文化哲学与现代性、文化启蒙、日常生活批判等领域的实践维度问题。对上述基础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推动了国内文化哲学的深入发展，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近年来国内文化哲学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化、走入“深水区”的同时，也遭遇到了深层的理论困境与发展瓶颈。正是基于这种深层困境，使近年来文化哲学研究呈现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趋势。这种深层困境集中体现在对文化哲学基础问题，尤其对文化内涵等核心问题的理解存在较大弥散性、争议性，进而影响了地基的夯实与在此基础上体系的建构。只有通过对文化哲学元问题的探讨，通过对文化内涵等问题的厘清及前提性批判，才能进一步推动文化哲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化。基于此，本文立足于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谱系，试图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多维考察，揭示文化内涵的多副面孔，展现文化哲学理论的多种范式，以推动国内学界对文化问题的深入理解。当然，这种探讨是极其困难的，不仅源于文化现象的多样性及文化内涵的复杂性，而且源于学者们在研究范式、价值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歧。就此，沃勒斯坦就曾指出，尽管文化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概念，但要理解其内涵极为困难，源于文化“包含大量不同的含义，因而这也可能是它最困难的原因”①。而伊格尔顿在指出文化重要性的同时，也无奈地指出，“‘文化’这个词既过于宽泛又过于狭窄因此没有多大用处，这是一个很难拒绝的结论”②。 一、文化哲学理论的功能论范式 自20世纪初以来，以泰勒、马林诺夫斯基、舍勒、西美尔、普列斯纳、格伦等为代表的学者，分别从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领域，就文化起源、文化变迁、文化差异、文化规律、文化本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对文化问题的研究中，这些学者指出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受以往文化的塑造。作为一种观念与习俗的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③。学者们强调应将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共同探讨人存在的本体论结构，探讨人与自然、社会、文化、历史等的关系，揭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描述人的完整形象。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上，这些学者大多倾向于从功能论范式理解文化，强调文化具有功能性、工具性、效能性等属性。正是文化所特有的这些属性，才使人从自然序列中挣脱出来。功能论范式不仅强调文化具有的多元性、变迁性、开放性特性，而且强调文化所展现的创造、希望、价值等因素。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抽象的，而是承载着某种特殊功能属性的，这些功能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 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上，马林诺夫斯基更多是从自由角度切入对文化的理解，强调文化所具有的功能性特征，强调自由与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马林诺夫斯基强调文化不仅仅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赋予人类掌握自身命运的自由。自由也如文化一样是极难定义的，尽管人们在政治宣传、道德布道、诗兴诉求、玄学论辩等公开与私人场合广泛使用自由这一词汇。在他看来可将自由理解为目标，自由是借助有组织的文化媒介转化为有效行动及其行动结果的必要与充分条件，“自由的概念只有借助被赋予了文化动机、文化手段和文化价值的人类才能被定义”④。也就是说，仅仅借助于文化才能理解自由，自由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自由是文化的馈赠。但也可以说文化是自由的馈赠，文化赋予人类掌握自身命运的自由。自由保障了精神之花的盛放，是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自由在带来灵感、创造性、批判性理念的同时，也孕育了新的知识、文化、艺术及更高的道德水准。自由是文化进步的驱动力，是文化创造的必要条件，“自由就是文化成就运作、维持与发展的前提”⑤。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种类型，是自成一格的、组织严密的体系。文化是人造的、次生的，文化“为人类提供对某种自然力量的控制，同时也允许人类以某种方式调试自身的反应，这种方式使得基于惯习与组织的新的适应比基于反射与本能的适应更加灵活有效”⑥。人的生存有赖于文化的维系，文化是对人生存需要的反映，“人类用文化的手段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⑦。作为一种工具、风俗、习惯意义上的文化，首要功能便在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文化作为一种“手段性的现实”，既要满足个体生理与心理上的需求，也要满足社会的需求。不但如此，正是基于文化的诞生弥补了人类在生理功能上的先天不足，摆脱了险恶的自然环境、肉体机能等对人的限制，赢得了物种生存的权利。文化使人脱胎于天性的自然，“赋与人类以一种生理器官以外的扩充，一种防御保卫的甲胄，一种躯体上原有设备所完全不能达到的在空间中的移动及其速率”⑧。人类通过文化不断确立自己的目标，接受与传承以往的精神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确认、不断更新、不断复兴其文化遗产”⑨。由此可见，文化的诞生增强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强化了人类的协作能力，提高了人类的实践能力。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目标，进而不断推动人类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