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31 探究自然的冲动始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自然诸元素及其功用深刻吸引了自然哲人的理智兴趣。哲人的爱智指向整全性的问题域，自然只是理智兴趣的对象之一，那么在一个哲人的思想体系中，自然哲学对其政治、伦理或道德学说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据说，苏格拉底“思想转向”是由于认识到自然哲学的探究无助于人认识自身及辨明善恶(参见《斐多》97c-99a，中译文参见柏拉图，2015年，第502-505页)，且分散了对人和伦理问题的思考。而伊壁鸠鲁却将其伦理学奠基于自然哲学，(cf.Vaughan，p.31)即通过自然哲学内在地建构和确证伦理体系，换言之，借助自然哲学的“祛(自然之)魅”功能支持和印证其全部伦理学说。在某些情况下，对自然的理解甚至要依照伦理旨归作出调整。有论者直言，伊壁鸠鲁学说的基本框架乃是物理学从属于伦理学。(cf.Hankinson，p.75；Asmis，p.322) 伊壁鸠鲁说，“如果对于天象的疑惧不曾扰乱我们，如果那牵绊我们的死亡不曾烦扰我们，如果不能掌握痛苦和欲望的界限也不会扰乱我们，那么就不需要研究自然哲学了”。(D.L.，10.142；Bailey，p.97)①这就是说，自然研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心灵宁静的必要手段。②伊壁鸠鲁甚至将哲学比作“药”：“倘若不能治愈人的任何痛苦，哲人的话就徒然无益。因为，正如不能驱除身体疾病的药是没用的一样，不能驱除心灵痛苦的哲学也没有用。”(残篇54；Bailey，p.133)现代思想家在谈到哲学的治疗功用时将伊壁鸠鲁视为其中一种类型，如尼采所说，“每一种艺术和哲学都可能被视为治疗手段和辅助手段，为倾力奋斗的、变幻莫定的人生服务，它们无不以痛苦和受苦之人为前提”。(尼采，第376页)被治疗的受苦者包括酒神悲观主义者和基督徒，而后者被视为伊壁鸠鲁的一种追随者。③努斯鲍姆则直接肯定了伊壁鸠鲁对哲学功用的新见解：伊壁鸠鲁思想令人瞩目之处在于，他认为“不能消除灵魂痛苦的哲学乃是无用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对伊壁鸠鲁而言是一种诊疗手段。这种对哲学的全新看法甚至使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主张显得空洞无益，因后者未充分致力于用哲学论证减轻人们的苦楚，而这正是伦理学唯一恰当的任务。(参见努斯鲍姆，第45-46页) 那么，伊壁鸠鲁的自然研究能否解释或解决引起心灵疑虑和烦扰的所有问题？如果自然宇宙或人间世事都可能带来心灵忧扰，那么其建基于自然哲学的伦理学说又如何治愈来自自然和人事对人的双重伤害？伊壁鸠鲁持守自然研究的伦理旨归，一方面，他洞见了自然奥秘以及自然研究者及其知识的界限，避免了人在认识活动和知识论上的虚妄；另一方面，他建立了学园共同体，远离政治纷争，却又力图在宗教活动中展现与常人无异的虔敬，以实现其宁静以致幸福的伦理目标。 一、自然哲学，探究抑或记诵 伊壁鸠鲁现存文本比起他所著浩繁卷帙确实微乎其微，其中篇幅最大且完整的两封书信涉及物理学(《致希罗多托斯》)和天象学(《致皮托克勒斯》)，并以纲要形式写成，因此这为我们提供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相对完整的概貌，展示了其自然学说的特质和功用。在伊壁鸠鲁看来，消除恐惧和灵魂的烦忧(cf.D.L.，10.81)是自然研究的最终目的，如在《致希罗多托斯》中，他这样确认其个人身份，“一个长期投身于自然哲学研究并能够从这种生活中获得了安宁的人”。(D.L.，10.37)这意味着，伊壁鸠鲁本人首先是一位自然哲学的研究者和获益者。其次，他也是一名导师。在写给学生和追随者的物理学和天象学纲要中，他将记诵置于首要地位，记诵“固定教义”，即其自然研究的“一般结论”。当然，作为自然研究者和经验论者他看重观察方法，(cf.ibid.，10.37-38)④但作为导师他对学生的首要要求是“记诵”其学说的一般原则，即记住其研究活动结束后的成果之纲要，而并不必需进入探究过程。这似乎意味着，以记诵替代探究是伊壁鸠鲁传授自然学说时秉持的首要方法。那么，在伊壁鸠鲁看来，包括收信人在内的学生们要记住的一般原则是什么，记忆与探究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写作学说纲要是否表明他已洞悉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和差异。 尼采曾描述过阅读伊壁鸠鲁文章时感受到的一种与科学探究有关的幸福，“类似于遭遇海难之后的重新登岸，双脚立于古老而坚实的土地，惊诧的是这土地并未发生动摇”。(尼采，第119-120页)这是一种基于知识之确定性的幸福。事实上，哲学探究追寻的不正是变化中的不变，渴慕的不正是恒在和固定？伊壁鸠鲁要求记住的正是某种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即“关于整体的一般原则”。(D.L.，10.35)记住这些原则才有可能正确使用概念并发现关于细节的知识。可见，记忆实际上是探究的重要基础。(cf.D.L.，10.35-36)然而，伊壁鸠鲁不仅在有生之年，甚至在遗嘱中均谆谆教导追随者背诵他的教义。记诵更重于探究——记住导师的教义，在特殊日子里纪念导师等，是追随者传承伊壁鸠鲁思想的主要方式。(ibid.，10.17-19)或许这也是其学说在学园中传承数百年几无改变的原因，当然这也是一些学者指责伊壁鸠鲁“将理智价值置于最低层级”的原因。(Gordon，p.5) 或许正是由于伊壁鸠鲁看重的是自然学说的伦理功用，他不但如绝大多数哲人一样“断言”真理，还要确保其稳定地传承并发挥作用。然而伊壁鸠鲁几近“教条化”的自然哲学似乎成了对自然哲学探究的背叛：记诵替代永无止境的探索，岂非与哲学探究的精神相悖？伊壁鸠鲁对自然哲学的独特看法，其学说中的争议并不仅见于此，在其原子论、天象学及关于诸神的论述中也有呈现。事实上，伊壁鸠鲁意识到了人对自身获得确定性知识的盲信，以及自然研究中的独断性结论对深邃自然奥秘的妄议，因而在建构其自然哲学的过程中，他对研究者(无论自己或他人)及其自然哲学的限度均有论及。那么，他如何论述和解决这种盲信或妄议，并阐释其伦理实践的内在理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