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2-0005-09 中国之所以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古走到今并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国家，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人类连续性文明的典范，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都非常重视慎终追远和继往开来的价值传承和价值创新，重视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基础上的建纲立极和创业垂统，重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语)，一言以蔽之，重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砥砺前行”的价值锻铸和信念持守。这种融合着“殷鉴”和“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不断警醒和提撕，对“道”之大本大源的孜孜探求与念兹在兹，对文化根脉和精神命脉的培育重视和价值眷注，在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成员内心深处构筑起了“善始不易，善终更难”的修德意识和行稳致远的伦理品质，凝结成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民族伦理精神。中华伦理文明重视“慎始慎终”的初心论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历史上起着“豁蒙辟昧”和常说常新的伦理妙用，不断地提醒和敦勉着中华民族成员特别是政治人物和思想家如何更好地“继往圣”和“开来学”，将“通天下之志”与“成天下之务”有机地结合起来，“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周易·系辞上》)，在培铸“日新”这一“盛德”的基础上成就“富有”这一“大业”，不断地抒写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源远流长的宏伟史诗。 一、“慎始慎终”伦理意识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全过程 中华文明素以“继往圣，开来学”的精神著称于世，把“善继其志”“善述其事”视为继往开来的精神要义，并由此形成了“慎始慎终”的伦理意识，凝结成“不忘初心”或“永葆初心”的价值眷注和文明血脉。中华文明渊源于伏羲时期的“始定人道”，积蓄于炎黄时期的“修德振兵”，大备于唐虞时期的“教以人伦”。唐尧虞舜时期已经形成了“天下明德”，并将国名定之谓“中国”。“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①定国名为“中国”的目的在于“以中道诏人御物”，使国人以“中道”安身立命和待人接物。“中道”是天道“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集中体现，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偏不倚，向着适宜、适中、时中、中庸、中和、中正的目标去努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尧舜时代留下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政训，凸显了如何弘扬“惟微”的“道心”，如何防范“惟危”的“人心”等伦理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凝结成中华文明的忧患意识、修德意识及其与之相关的善始善终意识并成为道统观念的源头活水。 尧舜时期奠基的善始善终意识在夏商周三代获得了明确的强化、深化与发展。《诗经·大雅》提出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思想命题，凸显了“慎始慎终”的伦理意义，并将“永言配命”“永言孝思”作为“余万斯年”应有的精神禀赋和价值追求。《尚书》提出了“终始慎厥”“慎终于始”“终始惟一，时乃日新”的价值理念，强调“其难其慎，惟和惟一”的重要性，揭橥出“慎始慎终”具有极其重要的伦理意义和价值。《尚书·咸有一德》是伊尹对太甲作的一篇谏文，在这篇谏文中，伊尹强调指出：“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在伊尹看来，天命无常，只有经常修德，才可保住君位；停止修德，就会失去君位。只有始终如一而不间断的修德向善，才能使自己的德行日日更新，不断发展完善。伊尹提出修养纯一而正的道德，并认为在道德的修养上能够始终如一，就能够使自己和天下吉祥如意，舍此就会导致凶险失败。伊尹在这篇谏文的最后指出：“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人们在供奉七世祖先的宗庙里可以看到功德的建立与垂训，通过观察万民首长的行为可以看到政治的治理或人心的安顿。慎初慎始，“惟怀永图”才能既巩固自己的君位又使天下安定和谐。伊尹明确提出了“慎终于始”的命题，强调永葆初心、善始善终的政治伦理意义，凸显了慎终必须以慎初作为始基和不忘初心的内在价值。国君或统治者能够守护自己的初心并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就不会玩忽职守、懈怠治国理政的工作，就能够使自己的人生成就正向的价值，且能造福于天下百姓。《尚书·仲虺之诰》认为“慎厥终，惟其始”，意即慎终的办法，在于善谋它的开始。只有“钦崇天道”才能“永保天命”。“慎厥终，惟其始”即永葆初心的最早表述，而且是就治理江山社稷而言的，关系到“永保天命”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天下的长治久安。 周公鉴于夏商周三代鼎革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著名的“殷鉴”理论，强调“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认为夏、殷两朝之所以不能将政权传之久远就在于后来的统治者“不敬厥德”，正是由于夏桀王、商纣王不敬重先祖流传下来的道德文明传统导致了夏朝和商朝的灭亡即“早坠厥命”。“殷鉴”理论凸显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政治伦理文明意义和价值。在殷鉴理论的基础上，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治国理论，并通过“制礼作乐”将其制度化规范化，旨在使周朝江山能够得以持续传延。 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周礼，建立了一个纳礼入仁、仁礼结合的仁学伦理思想体系。孔子尚礼，强调“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不敢不尽也，此之谓大教”。②只有尊重远古和复归原始的精神道义，不忘记自己生命的由来，才能从心灵深处生发对古圣先贤和祖先的敬意，形成良善的道德情感，然后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此即是最大的教育。孔子在伦理文化上有一种强烈的继往开来意识，据传他修《诗》《书》，定《礼》《乐》，撰《易传》，作《春秋》，为整理和保存中国传统经典，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亦如朱熹所言：“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③孔子的孙子子思生于一个“去圣远而异端起”的时代，他忧虑尧舜禹“圣圣相承”的大道“愈久而愈失其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撰写成了《中庸》一书，以诏后之学者，体现了一种“以承先圣之统”的续统意识。《中庸》一书，内聚着子思“忧之也深”和“虑之也远”的初心意识和使命感，“故其言之也切”，“故其说之也详”。④受教于子思的孟子身处战国时代，更以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从事于伦理文明的接续和传承工作，他“述唐、虞、三代之德”，与自己的学生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于是作《孟子》七篇。孟子仁义并称，并以道性善教人存心养性，求其放心，做一个守初心、以仁为宅、以义为路的中国人。《孟子·尽心下》还勾勒出了一个由尧舜禹汤经文王至孔子的中华文明的道统体系，蕴含着如何将中华文明道统体系发扬光大的理性自觉和内在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