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19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列强入侵时这一传统发生了重大转变。东亚民族在奋力抵抗西方强权的同时，试图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这一诉求使他们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思潮，并使其在改变东亚史学写作的传统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而言，民族主义者的忧虑使亚洲史家重新思考历史写作的理念、风格与内容。日本启蒙运动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提倡用新方法编纂历史，历史需要通过记录国家之进步来教育全体国民。中国维新派史家梁启超(1873-1929)和朝鲜民族主义思想家申采浩(1880-1936)都赞成并支持福泽谕吉的观点。在1902年连载的《新史学》中，梁启超强调亚洲史家应改变之前这一地区主流的王朝史学传统，转而尝试民族主义史学。 时至今日，民族主义史学仍然是东亚历史写作的主流，究其根源是东亚诸国为建立强盛的民族国家经历了危险曲折的探索之路。的确，从19世纪开始，为努力建设国家，东亚诸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成败、胜负、悲欢与离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实现现代化后成为民族国家，后又摇身变成强盛的帝国。与此相比，朝鲜和中国则挫折连连。前者在1910年失去了主权，后者虽在1912年建立了民国却仍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威胁。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至二战期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逐步壮大。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马克思主义更注重为全世界谋福祉的理念和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等世界主义的价值观。 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惨败，改变了日本历史书写的趋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相同，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战后的日本流行，时至今日影响仍存。对于战后的日本学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和分析工具，其中包括如何解释自19世纪中期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衰。例如，名噪一时的明治维新(1868-1912)，也就是日本现代化的形成时期，就需要以批判的眼光加以重新评价。远山茂树(1914-2011年)、井上清(1913-2001年)等马克思主义史家认为，明治维新并没有使日本完全走上现代化，因为之后建立的制度及保留的封建残余与军国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①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家质疑日本现代化的完整性，包括大冢久雄(1907-1996年)在内的战后民主派的西洋史学者也质疑日本现代化的完整性。虽然着眼点不同，但两派都试图以西方模式重新解读日本近代化的路径，为战后日本史学拓宽研究范围作出了贡献，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而为之后世界史研究的开展铺平了道路。1949年，在当时的盟军驻日本最高指挥官的支持下，日本文部省在全国高中开设了“世界史”课程，大学方面的课程中“世界史”取代了战前的“西洋史”，成为历史学中除亚洲史和日本史以外的三大分支学科之一。 因此，在战后的中国和日本(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朝鲜半岛)，对历史的兴趣逐渐走向多元化。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中，世界史或外国史开始被视为历史学的独立分支。譬如二战甫一结束，“世界史”就被引入了日韩的学校课程中。②东亚各国借此逐步培养了一批专门研究本国史以外历史的“世界史研究者”。以中国为例，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学里“世界史学者”的人数约占历史教师总数的40％。③不过，战后东亚史家对世界史的兴趣日益激增是建立在战前的早期实践之上的。作为一种史学流派，早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吸引了亚洲学者。例如早在1932年，日本便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研究中心的日本历史学会。同样，1928-1932年之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十分活跃。这一讨论被称为“中国史学中最活跃、最激动人心的思潮”，④并使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崭露头角。 世界史的早期发展：从比较到联系 对亚洲史家而言，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探究本国史以外的所有历史。二战后至今，无论是否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东亚的各派学者在世界史和外国史上都开展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一些重要作品的出版时间远早于西方学者。如前所述，从战后初期开始，“世界史”就已被纳入东亚地区的历史课程，这比它在欧美被纳入大中小学课程的时间还早。⑤东亚是一个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经历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地区，他们对在世界历史运动中寻找替代欧洲中心论的解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这一关注是由民族主义所驱导的，希图让本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更多的注意。但同时，学者们亦试图质疑、挑战和超越民族主义史学，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而这正是现代西方史学成就的标志之一。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史、全球史的研究正在修正和改变看似根深蒂固的近代东亚国家史学写作传统。 在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和战后民主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质疑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和本质。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或多或少与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产党有关。他们在战前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对日本的现代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战后恢复发声后他们又对之发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家而言，现代化的“不彻底”要为日本在二战中的军事侵略负责，也要为其最终的失败负责。东京大学世界史教授远山茂树、井上清、江口朴郎(1911-1989年)在战后重建日本历史学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日本，他们强调需要用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其中江口的研究举足轻重，他不仅敦促国人批判性地反思之前“西洋史”的教学工作，还激发人们对中东、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历史的兴趣。此外，江口还呼吁人们关注当代历史上的重要变化，比如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在他看来，中国发生的这场巨变及其之后的变革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的结束，并为日本参与世界史的重大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