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作 者:
史勤 

作者简介:
史勤,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原文出处:
世界历史

内容提要:

从岸信介内阁到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1972年,中国和日本赶超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东南亚国家对此事高度关注,在欢迎中日恢复邦交的同时,担心两国结成同盟及日本的经济援助流向中国。针对此种情况,日本适时给予安抚,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并表明没有更改对东南亚的友好政策,将继续扩大对它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安抚、日本与东南亚的紧密经济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日安保关系共存的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大趋势,共同削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毫无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令日本的政策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还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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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时期日本外交的显著特征是以美日同盟关系为基础、以经济援助为手段。然而,若聚焦于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以上两点则难以完全反映出东南亚国家及其所处的地缘环境在日本外交中的角色。东南亚国家身处中国、美国、苏联与日本等大国的夹缝之间,对华态度复杂,对大国关系和地区局势的变动也极为敏感。日本在冷战前期非常重视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且其对东南亚国家政策的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终结了中日关系的不正常状态,而且对亚太地区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影响了日本对东南亚的政策。①

       前人研究多从东南亚反日浪潮、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的影响出发,来思考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忽视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背景。②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综合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馆藏文献、美国外交档案,以及相关报刊资料,系统考察1972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中的中国因素、东南亚国家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态度及日本的安抚举措,进而揭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背景下日本调整或部分维持东南亚政策的原因。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中的中国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军占领,失去了独立地位,还深受战争创伤,经济萧条。日本当局曾渴望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试图通过构建紧密的中日经济关系,来促进本国的复兴。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和中美关系走向对立,冷战在亚洲兴起。美国调整对日媾和政策,在排除中国等的情况下,于1951年9月召开对日和会。日本亦选择片面媾和方式,同美国缔结《美日安保条约》,加入了西方阵营,其基于恢复中日关系的经济复兴计划就此落空。③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转向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和东南亚国家建交。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给东南亚地区带来深重的灾难,让不少东南亚人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真面目。面对战后初期东南亚国家对日本侵略的恐惧,日本政府判断以战争赔偿的名义挺进东南亚地区是为上策。④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之后,亟须外援来推进工业建设与经济发展。于是,日本开启了重返东南亚进程,先后同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越当局签订了战争赔偿协定。此外,日本还分别和泰国解决“特别日元”问题,跟老挝、柬埔寨签订了准赔偿性质的经济合作协议。由此,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谋求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经济动力,导致亚太地区两极格局变得更为分明与固化。⑤

       在两极格局下,日本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奉行反共政策,同中国处于敌对立场。1957年6月,日本首相岸信介向美国领导人阐述了本国的政策立场:自民党建立在反共、自由和对“自由国家”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同之上。日本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必须履行其肩负的重担,对内执行反共政策,对外同美国密切合作。⑥1969年6月,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访美时表示,日本的角色是“尽力创造一个令亚洲国家不易受‘共产党中国’威胁的环境”。⑦泰国自1955年万隆会议后,曾一边维持反华政策,一边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谋求改善双边关系。但1959年塔纳·科曼出任泰国外长后,泰国转向极端亲美反共政策,并在1962年和美国共同发表《塔纳—腊斯克公报》,与美国正式结成双边同盟。⑧中泰关系随之恶化。1957年8月30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之际,中国曾宣布承认马来亚联合邦,并愿意与其建立邦交。可是,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执意奉行亲西方的反共、反华政策,两国关系随即进入对抗状态。⑨与泰国、马来亚不同,印尼早在1950年便同中国建交。随后,中国妥善处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并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对抗问题上支持印尼,与印尼形成了深入、友好的合作关系。⑩然而,1965年“九卅”事件后,印尼新政权选择了反共路线,中国与印尼关系急转直下。

       为了巩固西方阵营,美国呼吁日本加强同反共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美国从反对共产主义和遏制中苏两国的立场出发,推动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防止东南亚国家加入或在经济上依赖社会主义阵营。(11)特别是在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际收支恶化后,美国愈发迫切需要日本出力支持美国的东南亚政策。1967年11月的美日领导人峰会上,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对印尼、南越的援助。(12)部分东南亚国家也曾打着防共的幌子来谋求日本的援助。例如,1967年9月23日,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赫曼向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诉苦,马来西亚经济因天然橡胶价格下跌而受困。若价格进一步下跌,马来西亚经济将全面恶化,以致社会不安,引来“共产主义的渗透”,希望得到“自由国家”的援助。(13)

       对于美国的呼吁,日本历届政府出于仰赖美国的安全保障、提升本国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和开拓市场的考虑,选择配合美国的政策,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不菲的经济援助。日本首相岸信介曾表示,为了对抗共产主义、促进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贸易,日方愿意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繁荣施以援手。(14)此后的池田勇人首相提出了分工论,美国负责安全保障,日本通过经济合作与援助解决贫困问题,促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稳定,进而遏制共产主义和拉拢东南亚国家。(15)及至佐藤荣作内阁,日本为了实现冲绳返还,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美国的反共政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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