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绝对君主制在旧制度末期遭遇危机，在18世纪50年代后，不止一次地被召唤到历史、法学和宪法辩论的审判席上。①在启蒙时代，人们精妙地阐述了颠覆性的政治思想，构建了改变社会根基与形态的话语体系。以往学界常将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哲人与革命精神相联系，②但实际上，在法国从传统等级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重农学派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觑。托克维尔把他们视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先驱，③马克思将其成员杜尔哥称作革命的领路者。④ 学界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嬗变过程。法国大革命修正派史学者弗朗索瓦·孚雷指出：“在启蒙时代的法国，重农学派和苏格兰启蒙哲人一同塑造了‘舆论’(opinion)。在新形势下，公共法庭与‘国王的秘密’(secret du roi)相抗衡，法理概念的普遍性与封建法律的特殊性相抗衡，客观的君主制与任意的君主制相抗衡。简言之，它要以公共利益之名，由理性的法庭裁决国家事务。一个核心观念由此形成：在封建君主制的废墟上建立理性君主制(monarchie de la raison)。这一观念转型酝酿了一场革命。”⑤学者基思·贝克探讨了路易十六继位时法国的政治思想，比较了马尔泽尔布、杜尔哥和纪尧姆-约瑟夫·塞基观念的异同，揭示了路易十六登基初年法国君主制观念的内在紧张关系。⑥此外，政治思想家皮埃尔·罗桑瓦龙也强调，重农学派影响了法国大革命。⑦国内学者中，庞冠群和黄艳红探讨了旧制度下等级—团体国家的传统理念。⑧汤晓燕解读了18世纪法国思想界关于法兰克时期政体的论战。⑨笔者曾分析重农学派政治思想主要阐述者勒梅西耶·德·拉里维埃的观点。⑩总体上，近年学界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认识日益丰富，但很少有学者解释其对旧制度末期法国政治转型的变革性意义。本文尝试从旧制度末期的危机、改革与重农学派的形成切入，论述重农学派如何利用自然理性，改造以等级—团体结构为核心的旧制度。 一、旧制度末期的危机与重农学派诞生 旧制度末期法国面临一系列难题。在经济领域，自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以来，法国陷入衰退，其中农业危机最为典型。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政府给予工商业特权和补助，却对农业进行压榨和控制，允许进口低价谷物，禁止本国谷物出口。1699年后，官方规定农民不得从事谷物买卖，只有经过司法部门批准的谷商才能从事贸易。政府之所以严格管控农业，原因在于：一是法国的农业生产以小农耕作为主，种类少、产量低，难以满足人口所需，生计危机频发，政府一直面临很大的供给压力；二是法国的交通网络落后，地方特权盛行，各地之间的市场缺乏有机联系，需要政府进行调控；三是随着巴黎城市面积不断扩张，外省需要优先保障首都的粮食供应；四是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规定优先发展本国工业，而发展工业需要大量廉价农产品原料和劳动力，且政府亦需要用低谷价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因此，官方对农业施行严格管制，导致法国农业陷入长期停滞。(11)由于农民缴纳的直接税构成法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群体的贫困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基础，使法国的财政能力逊于以商品税为主的英国和普鲁士。(12) 在政治领域，王权遭遇合法性危机。(13)旧制度时期的法国是一个等级—团体社会，王权尚未具备统合整个王国的能力，除了国王具有公共性以外，其他人都根据血统、职业、信仰、地域等范畴归属于不同的等级和团体。(14)王权在与各派势力的互动纠缠中运行，而18世纪以来最大的反对势力来自高等法院。法院贵族认为，高等法院是国家的上院，理应行使司法权，自1752年以后他们对王权的挑战日益猛烈。50年代初，围绕谴责冉森主义的教宗克莱芒通谕(unigenitus)，引发了王权和教会为一方、冉森派和巴黎高等法院为另一方的激烈政治论争，促使人们对宪政体制产生思考。(15)50年代中期，由于七年战争的财政需要，国王下令加征第二个1/20税，各地高等法院强烈反对，国王不得不于1756年12月利用“钦断”(lit de justice)强行通过这一法令。高等法院许多人士以激烈言辞甚至辞职相抗议。(16)在捍卫特权的过程中，法院贵族以历史之名创建理论，在同王权的斗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路易十四统治末年的危机与困境，引发有识之士对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反思，然而，18世纪中期以前的所有讨论，几乎都囿于旧式的政治话语。(17)大主教费内隆和贵族兼著名作家布朗维利埃最具代表性，他们都曾批判路易十四的行政集权模式，以宗教、历史与习俗法律作为改革方案的依据，将复兴古老贵族政治模式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 费内隆率先察觉到路易十四统治的弊病，并敢于向路易十四直言进谏，同时劝勉年轻的王位继承人勃艮第公爵。费内隆主要寄希望于借宗教的力量引导国王言行，他于1694年末至1695年初向路易十四谏言，一方面批评路易十四的个人品格，另一方面指责路易十四的用人政策，“您没有掌握治国之道，因为您多疑、善妒、背离美德、好大喜功，重用佞臣”。(18)费内隆还在《特勒马科斯纪》(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中影射路易十四重用出身低微、阿谀谄佞的资产阶级，使得正直爱国、富有才能的贵族受到排挤，指责这种做法背离了法兰西王国的古老传统，从而造成个人意志的扩张与连绵不休的苦难。(19) 费内隆认为，改变时局的主要途径是回归宗教的虔诚信仰，敬畏上帝的神法和古老的法律原则与等级秩序。他深信宗教的力量，并将“纯洁之爱”(pur amour)作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20)他在《心灵之书》(Lettres Spirituelles)中谈道：“一切敏感皆源于自爱，痛苦是因为想得到更多。人只想要爱自己，并且唯我独尊，以至于不惜让全世界都为他牺牲，让其他人都无欲无求，从而将一切都据为己有，这是由于过度自爱导致的狂热嫉妒与极度不公。”(21)而“纯洁之爱”就是要克服这种人性的缺陷，以利他精神摆脱利己之心，使人全身心地沉浸于爱上帝和爱他人的喜悦中，由此获得内心的丰盈与满足。“人的完美表现为他通过爱超越了自我，不断给予他人和自己一种力量，使之相信他永远爱邻人胜于爱自己，这是一种无私的爱和美德。”(22)费内隆非常重视在宗教虔信氛围中对人心灵的感化，认为“世上最高贵、最柔美、最伟大又最雄壮的事物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心灵”。(23)在他看来，理想的治国之道在于重塑国王的心灵世界，让他通过敬畏上帝达到纯洁朴素和谦卑无私的境界。(24)正确的治国之术是在中央建立由大贵族组成的摄政议会，(25)并在地方复兴三级会议传统体制，给予各地显贵参政议政的机会，(26)以此对抗国王的专断和督办官的行政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