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3)02-0027-11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①确立了元首制。新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旧制度的颠覆，相反，“理论上罗马仍为共和国，一切地位与权柄都创自元老院或公民会议”，②但在留存旧有共和建制的基础上，“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对于维系和平来说至关重要(atque omnem potentiam ad unum conferri pacis interfuit)”。③国家的行政、司法、外交、军事权力逐步集中于元首一人，元首专制成为实质性的统治方式。如何在旧有社会价值体系中，使罗马民众接受个人统治成为罗马帝国早期的政治主题。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在共和制度框架得以保存的情况下，元首神性构建首先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元首神性的构建与元首崇拜紧密相关，作为元首崇拜制度的组成部分和终极目的受到广泛关注。学术界对于元首崇拜的研究与争论由来已久，且著述颇丰。元首崇拜或被描述为“将崇拜对象集中于元首一身的传统宗教”；④或被定义为“臣民与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⑤此外，元首崇拜亦与政治、外交并称为组成罗马帝国实体的三大要素。⑥因元首崇拜兼具宗教性表现形式及政治性功用，充分考察宗教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将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现象。⑦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元首崇拜在帝国东西方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西蒙·普莱斯以小亚行省为研究范畴，强调元首崇拜作为权力关系塑造的方式，强化了地方精英的主导地位。⑧邓肯·菲什威克从东西方行省对比的角度，分析元首崇拜在西部行省的推行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⑨以太·格拉德尔试图将皇帝崇拜从宗教与政治二元关系中独立出来，回归古代语境，视之为人们纯粹的态度与仪式表达，⑩从人神关系的角度解释为何皇帝神化可与传统宗教相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以拉努乔·班迪内利(11)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艺术史的角度研究罗马社会变迁，他将艺术置于权力考察的中心，分析罗马文化的阶段特征。此后，保罗·灿克尔(12)掀起了从“权力形象”(image of power)的视角研究元首制的学术风潮，(13)他认为艺术与建筑是社会的镜子，并将之视为“传达奥古斯都计划及附带意向的媒介”。(14)近二三十年，学者们遵循此学术理路，充分利用考古成果，从城市结构、公共建筑、空间布局等层面考察罗马共和与帝国时期，贵族与元首的权力呈现与构建，成果颇丰且在持续增长。(15)元首之宫、神庙、广场、街道等都成为关注对象，其中，学者们围绕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16)的政治文化职能展开了深入探讨。保罗·雅各布斯及黛安·科林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战神广场是如何从罗马早期的潮湿军事营地发展为共和时代将领凯旋式的举行地，直至帝国时代成为兴旺繁盛、人潮涌动的公共体育空间以及皇室家族功业与神化的见证之地。(17)保罗·雷哈克则以战神广场北部为研究对象，聚焦奥古斯都陵墓、火葬仪式举办地、巨型日晷以及和平祭坛，通过分析其规模、设计、空间布置等因素，指出这些建筑阐释了鲜明的帝国与君主制主题。(18)意大利考古学家欧金尼奥·拉·罗卡点明了万神殿与战神广场北部建筑群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系，(19)强调奥古斯都作为神之子，将会重复罗穆路斯与神圣凯撒的命运，升天化神，以此将元首塑造为高于其他必死凡人的存在，使之获得宗教意义上的尊崇。(20) 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述：“历史，就其传统形式而言，致力于铭记过去的遗迹，并将之转化为文献”，(21)他肯定了遗迹在历史研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记忆研究中，实体的建筑，包括纪念碑遗迹各种纪念仪式，均成为研究者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22)罗马文化的一大特性在于注重基础及公共设施的建设，而这些建筑实体及其所附带的雕刻、图像、铭文、连带发生在空间内的活动、活动参与者的反馈共同实现了空间叙事之功用。建筑叙事学派的代表人物尼格尔·科茨(Nigel Coates)曾以罗马广场(Roman Forum)为例，肯定了其对神话叙事的视觉化呈现，并宣称：“古罗马人善于将建筑与叙事结合起来。”(23)恰如雅各布斯、雷哈克、罗卡等人所选取的研究路径所显示，古罗马的建筑空间、意象传达、神话叙事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战神广场是帝国时代最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坐落于其中的奥古斯都陵墓、万神殿、和平祭坛及方尖碑共同成为了“元首神化”这一主题的构成要素。拙文选取以上具有代表性的三组建筑，分析其如何通过相对的空间位置、形态建构、文化意象等实现了对元首神性的空间叙事，并阐释元首神性构建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复杂性，(24)揭示奥古斯都时代共和传统价值观与新的帝国意识形态的互动与博弈，尝试从微观视角更为深刻地认识元首制，把握罗马社会转型期的历史特征。 对元首神性构建或帝国意识的研究的一大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它作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及宗教仪式使元首统治合法化的政治功效。实际上，在古希腊罗马的政治语境之下，因缺乏现代的国家主权观念与宪政性国家实体，恰如芬利所认为，合法性——作为现代政治文化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一个否定性的且无须纠缠的问题。(25)综观古典时代，希腊城邦中存在过针对民主政治或僭主政治的争论；但罗马自共和国建立以来，没有出现过关于政体或统治方式的分歧。罗马共和国持续近二百年的等级之争，其主要内容也从来不涉及政体，只涉及贵族与平民间政治经济利益的调整与平衡。波利比乌斯及西塞罗均认为罗马属于混合政体，并承认其优越性。诞生于共和时代的政治概念——Res Publica作为对罗马国家实体的描述仍出现在帝国时代作家，诸如老普林尼(26)及塔西佗的著作(27)之中。因此，现代政治语境下的权力合法化问题，似不适宜在古罗马史中进行讨论，既缺乏史料支撑，亦存在时代错位之嫌。那么在古罗马社会中，统治方式或某种特定权力形式的支撑来自何处呢?芬利认为，古希腊及罗马人往往在对过去及从过去继承而来的社会存在与价值体系的基本结构中寻找心理认同感，(28)罗马人对于传统的尊重与推崇证明了这一点。“自共和国中期以来，罗马社会是建立在一套价值体系之上的，该体系凝聚了所有象征性准则并以此指导人们的社会行为。”(29)进一步说，罗马共和时代的社会价值体系是以“祖先习俗”(Mos Maiorum)为内核逐步形成的，囊括了政治概念及个人美德标准，并由此成为共和国(Res Publica)赖以存在的依托和社会伦理形成的基础。“祖先习俗”即先辈风俗，应是同古代宗教和仪式最相关的那些已逝先人的记忆。(30)可见，宗教始终是罗马社会传统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形成的发端。因此，当个人专制成为帝国的实际(de facto)统治模式，其与“祖先习俗”及共和政治的冲突不可避免。宗教与“祖先习俗”共同构成了共和时代罗马人的行为准则及国家权威来源，因此，宗教成为了奥古斯都在共和制度框架内“植入”个人权力的重要媒介。在罗马社会传统价值观与现实统治的博弈与平衡过程中，在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之中，元首神性完成了体系化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