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3)02-0122-12 1919年，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第一次将Democracy和Science并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①从此“赛先生”粉墨登场，仿佛一位横空出世的时代精神引领者。此后百年间，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纪念中，“赛先生”都会被反复祭出，且比“德先生”更受尊崇。但在不断的追捧之下，“赛先生”的面目却越发模糊。目前，学界对于“赛先生”的一般理解是，凡近代以来所有与科学知识、技术和理念相关的话语都可以称为“赛先生”，涵盖了科学发展的古今中西，但也有学者认为“赛先生”依旧身份不明。②“赛先生”一词的泛化表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关键词，他已经深刻地烙印在五四之后的观念结构之中，人们无需再通过辨明歧义，曲折达意。但是，“赛先生”一词从无到有，再到不言自明，他所走过的历史进程，本身便具有了研究价值。 把“赛先生”一词作为主体的史学研究并不多见。已有研究中具有启沃之功的是樊洪业，他在20世纪80年代回归历史语境梳理了“赛先生”一词与陈独秀的个人关系，其结论虽然仍可商榷，但“赛先生”不再是抽象的口号式的存在，而被纳入整个新文化运动发展历程之中，具有了历史实指。③90年代后期，罗志田敏锐地捕捉到五四学人对于“赛先生”存在不同理解，以及“赛先生”在精神方法与学术实践两个层面走向异途。④但以上研究往往将Science、“科学”与“赛先生”三词混用，仿佛从“科学”到“赛先生”的语言过渡自然而妥帖，较少关注三者在具体语境之下的意义差别。 稍加追究便不难发现，“赛先生”与“科学”一词并非完全重叠。纵向来看，在“赛先生”出现之前，“科学”概念已事实存在。自晚清以来，Science在中国基本完成了从“格致”到日本汉语借词“科学”的范式转型。五四运动前后，“科学”摇身一变成为“赛先生”，这不仅仅意味着语言文字发生了变化，而且包含了因时而变的意义转化，应和了时下的思想潮流。横向来看，“赛先生”出现以后，与“科学”一词长期共存，混用者有之，但也有言说者因为立场不同，有意别择，暗含褒贬，反映了潮流之下的个体差异。因此，寻绎“赛先生”一词出现的机缘，梳理其生命轨迹，可为近代中国知识社会化的整体研究提供一个概念史的观察视角。 一、从“科学”到“赛因斯”：国语欧化的实验样本 众所周知，“赛先生”是Science的拟人化称谓，是从音译“赛因斯”简化而来。Science的音译最早可见于1877年的郭嵩焘日记，译之为“赛莫(英)斯”⑤。20世纪初，留日学生偶尔称之为“沙恩斯”⑥或“塞爱痕斯”⑦，但类似的音译用法既不统一，也不普遍。随着“科学”一词在国内通行，Science作为外来专有名词并不存在一名多译的困扰。章士钊主办《甲寅》期间曾发起关于义译与音译得失的讨论，如何翻译学科术语成为焦点问题之一，但“科学”一词本身没有受到任何质疑，而是不言自明地被用来商议各个学科的定名标准。⑧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科学”没有改用音译的社会需求。 当时担任《甲寅》编辑的陈独秀没有介入讨论，但他以实际行动探讨了统一译音的可能性。从《青年杂志》创刊号开始，陈独秀撰写的文章就夹带西文，其中外国人名以音译为主，专有词汇多用义译，各词后面都备注原文，这种书写方式成为他此后撰文的惯常。1916年，他发表《西文译音私议》一文，如果按图索骥，Science分成Si赛、en英、c斯三个音节，⑨大致可以拼出“赛因(英)斯”的读音。可见，就陈独秀的翻译经验而言，在技术层面完成从Science到“赛因斯”的过渡顺理成章。但是，据现有资料显示，在“赛先生”一词出现之前，凡与科学相关的内容，陈独秀均使用“科学”，而非Science或“赛因斯”。在“赛先生”一词出现之后，除1934年在南京监狱撰写的组诗《金粉泪》中，夹有“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⑩的诗句之外，他再也没有使用过“赛因斯”或“赛先生”一词。以上事实表明，仅从陈独秀个人的文字上看，将“科学”改称为“赛因斯”或“赛先生”并不是他的写作习惯，也不是单纯的翻译实践，“赛先生”的出现显得有些突兀。 目前学界对于《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的重要性已有相当共识，但关于陈独秀为什么没有使用惯常的“民主”与“科学”，而是请出了“德、赛两先生”；以及为什么是“德、赛两先生”，而不是其他的“先生”，都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回到文本，文中提到钱玄同认为“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11)，“汉学”与“德、赛两先生”的矛盾便成为理解此事的关节点，钱玄同本人即是此事的关键人物。废除汉文、改造国语本是旧事重提。吴稚晖在1908年最先提倡，钱玄同自称1916年受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刺激，转而放弃保存国粹，主张废汉字之心大盛。(12)1917年，钱玄同结识北大预科新聘教师刘叔雅，也与陈独秀、周氏兄弟来往频繁。在汉字存废的问题上，以上数人皆为同道。之后的两年间，“废汉文”遂成为《新青年》最为冒进的议题之一，而使得新旧人物都大惊咋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实为钱玄同集各人思想大成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