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革是近代中国复杂时势中表现最为剧烈的内容之一，而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诸端中最突出的景象则为政党政治的萌芽与发展。孙中山在1913年就言：“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①在近代中华民族求强求富的复兴目标追寻中，一批先进人士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挽救国运，西方的政党及其政治运行模式成为学习的对象，并在清末民国时期得到实践与发展。张朋园就观察到，早在1840年前后，一批传统绅士、政府官员就开始了解西方议会政治，加之来华传教士的传播，西方政治观念在清末民初得到发展。②西方议会政治的重要载体政党，也在清末民初得到发展，同盟会的成立即是这一发展进程的重要表现内容。由同盟会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国民党，在1927年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党治政体政权，从另一维度呈现了政党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复杂性、重要性。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历程错综复杂，在不同阶段，国民党的组织经历了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国民党的嬗变历程；在不同区域，其组织发展的程度也差别颇大。关于此点，学术界已多有关注。③在民国尤其是北京政府时期呈现的政治区域化场景中，西南滇川黔诸省的形态颇有代表性，④而云南因其邻边、地广、政治经济相对边缘等特点，政党在这一区域的发展，既呈现了与全国政治图景一致的普遍性情况，也表现了西南区域的特质性内容。民国有论者就言：“云南为一边僻之省区，过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不能与内地并肩前进。”⑤笔者曾撰文对1905-1912年间的同盟会及1927-1937年间的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发展进行过阐述，⑥此处拟结合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根据相关档案、报刊等资料，对1913-1927年间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嬗变过程进行勾勒，从整体的视野呈现国民党组织在云南的主要发展脉络，以期透视国民党政权统治整合力不强及脆弱性的历史渊源与区域特征，加深对民国政治发展复杂性的认识与理解。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改组与发展：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形态(1912-1913) 诚如时人所论，“言云南之党务，必溯始于清末之革命运动”。⑦关于同盟会在云南的发展，笔者曾有过专文讨论，此处不作详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鉴于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同盟会于1912年8月13日，与统一共和党等党派联合发表《国民党宣言》，宣布合并为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开成立会于北京”。国民党本部设于北京，“设支部于各省及海外各埠”。⑧“滇省应之”，李根源被推举为云南支部长，赵伸及袁家普则被推举为副支部长。⑨国民党与同盟会之关系，孙中山在1914年有过阐述：“国民党为同盟会之产儿，同盟会为革命党之元素，其精神主义乃始终一贯者。”⑩ 国民党云南支部成立后，一方面党员发展规模较为迅速，另一方面在组织建设上则十分涣散。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重要目的是为了在政党林立的背景下尽快壮大同盟会的力量。于是，在成立后就“不择手段吸收异党分子”。(11)国民党云南支部在党员发展上也采取了这一方式。同盟会云南籍会员杨友棠(12)就言，“同盟会与五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值吾党声势盛大，又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故其声势甚顺”。在此情景下，“李根源、罗佩金、谢汝翼、李曰垓等首倡之，与同志赵伸、谢佩青、陈时铨、张大义、李文治等主其事”，短期内云南的国民党党员数“达千余人”。杨友棠认为，“此可称为云南党务极盛时期”。(13)然而，正如邹鲁称国民党成员“龙鱼杂处，真伪不分”，(14)在云南加入国民党党员的成分也十分复杂，既有统一党及共和党党员，也有一些地方士绅。李曰垓、李文治等人虽积极倡导吸收国民党党员，但他们本人则为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的重要发起人或成员。(15)还有，“绅耆、道学派之赵藩、孙光庭等，亦加入党籍”。(16)对此，民国时期编纂的《续云南通志长编》就称：国民党云南支部成立后，“唯以统一党及共和党党员之羼入”，从而“分子复杂，意志涣散”，认为“对于党务殊无若何之推进”。(17) 国民党成立后，积极参与首届国会选举，并占据了优势，在云南亦复如是。国会众议员选举云南额定名额为22人，其中国民党即占19人。(18)然而，宋教仁被刺案爆发，二次革命发生，国民党被袁世凯强行解散，国民党之命运急剧直转，国民党在云南的境况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本由同盟会演变而来，源于同盟会内部松散，会员群体复杂，国民党为争取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更是广纳党员，不仅不能解决同盟会原来内部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进一步扩大。云南的国民党内部也甚为复杂，加以政治形势及各自见解差异，相互间分离或敌视心理较大。 当时，云南都督蔡锷与贵州都督唐继尧都倾向于支持袁世凯。1913年12月，参加过腾越起义的哥老会领导杨春魁率领大理地区的哥老会成员及部分驻军，“声称奉孙文、李根源等命令”进行二次革命为号召，发起武装反对袁世凯的活动；同时，还致电李根源、张文光等到大理“共商南北分治”。(19)杨春魁自称“奉命讨袁军司令”，其领导的军事力量先后占据邓川、洱源、漾濞数县，但很快被唐继尧派遣谢汝翼击败。杨本人被擒枪决，其他被牵连者众多，“袁庶熙被捕，判有期徒刑六年，讲武陆军生，如杨尽(荩，引者注)诚、刘振武等，亦死事多人”。杨友棠认为这是国民党在云南发展的“一悲剧”。另外，张文光虽已经解除了大理提督职务而“家居赋闲”，并声言将到香港、上海游历，“实未与闻讨袁军事”，但施继伯、谢汝翼“不念同志、兴其前功，竟以除后患为言，将其谋害”。张文光本为哥老会成员，其死导致“凡属哥老会同人，此后相戒，无一人加入吾党(指国民党，引者注)矣”。(20)按照新加坡《国民日报》的报道，张文光被杀之日，“方浴于腾越城南硫黄塘中。一军官奉唐继尧、谢汝翼命，率兵士二十余人，就而毙之”。因此，该报道质疑若张文光参与大理反袁活动，“岂有大理已覆败，犹从容与人同浴”之事，认为此系“政府(指云南省政府当局，引者注)遂得假手(指借杨春魁反袁事，引者注)以杀义士”行为。(21)在内外困境下，国民党云南党支部的发展很快也陷入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