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返乡村居的生计体系及其社会基础

作 者:

作者简介:
熊春文、陈家碧,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原文出处:
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村青年流向城市,华北平原王村仍有80%的青年农民常年生活在村中的现象具有特别意义。通过对该村青年农民生计体系及其社会基础的考察,并借鉴韦伯和穆尼的理论框架剖析他们返乡村居的行动逻辑及其社会学意义。研究发现,王村青年农民与传统小农不同,具备更现代的市场意识和更强的农业“天职”观念,同时秉承中国乡土生活传统,这使得他们为空心化、专业化的农业现代化图景注入活力。这条返乡村居之路或许可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提供方向。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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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与理论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中国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①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中国早在199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农业部门,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55岁以上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比例达到33.6%,而35岁以下人口仅占19.2%。在中国东部和东北地区,这一数据仅为17.6%。②可以说,年轻人已逐渐远离土地,“老人农业”特征在中国越发明显。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加入“打工潮”中,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根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例为49.4%。③青年一代农民工与其父辈不同,除了希望能够进城获得物质基础,他们还想要深度体验城市的文化内核(梁栋、吴存玉,2019)。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村庄空心化的普遍趋势,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无疑是一大挑战。

       与上述趋势形成鲜明对照,位于华北平原的曲县王村④,依然有80%的青年人常年生活在村庄,并且从事与农业相关工作。各式农机的轰鸣声、田间地头的招呼声、村头巷尾的嬉闹声、孩子们上下学的身影,为王村注入了勃勃生机。这些青年依靠什么谋生手段维持其生计?他们遵循怎样的伦理原则进行社会交往?他们究竟因何选择留在村庄?他们的初衷与出路在哪里?这些都是本文关心的问题。

       关于青年农民,近年来学界将研究目光集中于不能、不愿离开农村的“中坚农民”和经历过城市生活的返乡群体。根据现有文献,对“中坚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这一群体的特征、类型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功能作用的探讨上(贺雪峰,2015;夏柱智,2019;徐叶,2021)。对返乡群体的研究,则主要分为对返乡创业群体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研究。从返乡创业群体看,学者主要关注创业意义(刘同山等,2015;夏柱智,2017)、条件(豆小红,2017;崔春晓,2017)、问题及解决措施等问题(徐勇,2008;邓万春,2011;梁栋,2018);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主要探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张亮等,2015;李逸波等,2018)与改进措施(蒋占峰,2009;高杰、王蔷,2015)。总的来看,对青年农民嵌入乡土社会的研究不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有一定经济积累和资源禀赋的“中坚农民”群体、存在“灰恶化”隐患的乡村青年群体、国家政策支持的“返乡创业”“新型职业农民”等特殊群体上,对主动留居乡村、返乡从事普通农业生产经营的青年农民缺少关注,而这一群体对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可能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因此,本研究试图涉足这一鲜少被关注的群体,从生计体系及其社会基础角度了解他们返乡村居的现实状况与行动逻辑。

       生计体系是农民相对稳定的谋生手段和生计模式,往往是多种生计方式的组合。萨林斯(2019:100-101)认为,农民的生计体系根据家户整体生计来源进行综合布局,家户经济的目标是生计而不是利润。此外,生计体系与一定地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系统高度耦合,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与生命力(斯图尔特,2007;熊春文、桑坤,2020)。当然,在急剧的环境变化和社会变迁中,生计方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Chambers & Conway,1992;Scoones,1998),因此关键是农民(户)如何布局并获得可持续生计方式(何仁伟等,2017;孙晗霖等,2019)。

       行动逻辑是理解中国传统“关系社会”的重要概念,通过关注行动背后的社会结构(“伦”)与精神原则(“理”),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农民作出生计行动选择的价值与意义(周飞舟,2018)。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韦伯(2009)的社会行动理论,也表现在乡村组织、农业生产当中(胡高强,2021;周飞舟、何奇峰,2021)。

       韦伯(2009:114)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类型,即以根深蒂固的习惯为趋向的传统行动、以具体情感和情绪状态为趋向的情感行动、以实现自身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为趋向的目的理性行动和以取得特定价值为趋向(而不管其成败与否)的价值理性行动。他认为仅以一种方式作为指引的行动是极其罕见的,而这四种类型也不意味着囊括了所有分类的可能性,现实生活中的行动往往更加复杂。穆尼借用韦伯的两个关键性概念,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把社会行动理论运用到对农业生产行动的研究中;通过市场与理性对农民(户)不同的支配关系,将美国家庭农场及其担纲者划分为四种类型:贫困型农场主、边缘型家庭农场主、经济学家型农场主、成功型家庭农场主,从而更好地理解农民行为(Mooney,1988:68)。本研究借鉴韦伯和穆尼的理论框架,尝试分析王村青年农民返乡村居的行动逻辑及其社会学意义;通过辨析王村青年与传统小农及具有非农化倾向的农民工群体的差别,理解王村青年返乡村居现象的意义。

       二、王村青年农民返乡村居的背景

       王村地处华北平原中部,距离曲县县城15公里。全村辖区面积3.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660亩,农业以“夏玉米—冬小麦”为主;2020年,王村有165户581人;18-45岁人口有197人,占总人口33.9%。其中,约有80%的青年人常年生活在村中,从事农业相关劳动,并在农闲时期间歇性地外出打一些短工。王村青年大规模居住在乡村的现状与全国趋势和周边村庄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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