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3)02-0005-12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3.02.001 现在，大家一说到乡村，就会说乡村“空心化”“空壳化”“空巢化”，正趋于衰败，不再是过去的乡村了。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而且还比较普遍，对此有人认为，“空巢化”不同于“空壳化”或“空心化”，前者表明农村是有人的，只是都是老人或者老人和孩子，而“空壳化”“空心化”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人了。不管怎样，如此隐喻性的说法自然不一定准确，但是，对农村来说，人口减少并不一定是坏事，也是必要的，因为农村存在人口过多以及资源、环境和土地承载能力有限的矛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农村就应该随着人口减少而衰退或者消亡。目前还没有人持这样极端的看法，但是有人则认为，随着人口减少，并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存续下来，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村庄消失。事实上，这样的消失早已经出现，而且消失的速度还挺快，部分村庄的消失不等同于农村或乡村的消亡。但是，部分村庄的消失是比较复杂的现象，其中有不少不是自然消失的，因此又有人对部分村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现在一些村庄消失并不是自然的过程，而大多是人为的强制结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府的强制结果)，因此，这种“不可避免论”为政府的强制行为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做了辩护。 目前农村人口减少实际上不是问题的本质或者要害，要害的是农村人口结构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出现畸形化或者不合理化，即凡是能外出的人都外出了，最初村里留下的是老年人、儿童和妇女，俗称“三留守”，但是很快出现的是年轻妇女和儿童也纷纷离开村庄外出，剩下的大多是老年人，被媒体和一些研究者说成“空心化”“空壳化”，或者“空巢化”。这里用哪种表述为好的争论没有多少价值，而有价值的问题是，由此引发讨论的人口结构不合理的村庄是不是应该消失或者撤并?从理论上说，有人的村庄就应该保留；而且，从实践上看，那些村里看起来平时只剩下老人但是节假日则会有不少外出的人回到村里，意味着那些外出的人并不是永远离开了村庄，相反他们实际上依然看重自己的村庄，对他们来说，村庄依然是他们的生命、文化和社会归属地。在这种情况下，村庄的撤并或者消灭，是不是应该听从这些村民或者外出者的意见呢?这是否预示着表面上老龄化的村庄存在重新复活、振兴的可能呢?当然在这里我们应处理好这样的实践逻辑关系：首先，部分村庄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农村的衰落和消灭，农村还是有存在价值的；其次，村庄人口减少和人口结构不合理化不意味着村庄应该消失和撤并，当前许多村庄的消失并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强行撤并和搬迁的后果；再有，人口减少和人口结构不合理化的村庄并不意味着没有重新发展的可能和机会。乡村振兴甚至更早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为解决这些问题，至少提供了难得的政策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修正和改变了过去认为农村落后、愚昧和没有价值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线性现代化观念，为村庄的复活和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好的观念基础和氛围。 当然，乡村要发展和振兴，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做到的，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艰巨事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经常被强调的要实现五大振兴(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其中关键的或者首要的是人才振兴，没有人才振兴，其他四大振兴都无从谈起。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而是相互依赖和支持的，比如没有产业振兴也吸引不了人才，同样没有人才，产业也难以振兴。这里想进一步表明的是，就目前乡村的人口状况而言，乡村振兴首要解决的是人口结构不合理问题，也就是如何让青壮年愿意和自主选择回到乡村，以改进乡村人口结构不合理的局面。 一、青年何以回乡入乡? 不能说在过去几十年都是乡城流动而没有城乡流动，也不能说城乡流动中只有年纪大的人回乡而没有青年加入。对城乡流动特别是青年回乡入乡现象，已经有不少研究和调查，提出了许多解释。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用“回乡入乡”这样的表述，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回乡”就是指本人原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可能是以外出打工或是外出当兵、上学等各种形式离乡，后来又回到农村就业创业、居住和生活等，这里的农村涵盖乡镇乃至县城，指县域范围，因为农村不应局限于村庄，而包括小城镇和县城，当然主要还是以村庄为主。这些人到农村，就是我们所说的“回乡”行为。而与之相比的是有一些青年本来在城市出生、长大以及居住、就业和创业，但是后来进入乡村发展和生活，这里称之为“入乡”行为。与回乡相比，入乡的青年就少很多，而在不同时期入乡的情况还不一样。有关“入乡”，人们有可能会想到“知识青年下乡”，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知识青年下乡”是一场政治运动，尽管很多城市知识青年一开始饱含激情响应号召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也有一些知识青年不是很情愿地下乡，而现在的“入乡”不存在“政治召唤”，更多是他们的自愿选择，或是观念驱使，或是市场驱动等，后面会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所以，这里所讨论的是改革开放后在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同时出现的向乡村回流和入乡的情况或者说一种反向流动，并讨论他们何以回乡或入乡的动力学问题。 对于青年回乡入乡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张士军在《初论青年民工“回流”现象》一文中最早观察青年“回流”现象，并分析这种“回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①。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会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联系起来考虑作者对回流现象的兴趣与原因。作者在文章开头就明确指出其写此文的缘由：“评估当前的‘民工潮’，人们只注意青年民工转移到城市的单向流程，只注意‘民工潮’给都市社会的负面影响，因而，只着眼于防范，探讨‘堵’与‘疏’的可能性”[1]。显然，作者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认为这种只关注农民工的负面影响是不合理的，而更要看到他们兼有“双重文化职能”，将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贯通起来，促使中国走上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其中作者进一步指出青年农民工不仅仅有进城的，还有回流的，而回流的农民工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推进了乡村的文化变革、促进了乡村社会关系的演变、推动了乡村的产业革命。最后还探讨了两种回流模式(安徽无为模式和浙江台州温州模式)的不同作用。随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回流”现象，特别是青年农民或者民工的回流。陈如于1996年先后发表相似的文章，对青年农民回流现象进行原因和作用分析和讨论。他认为，进城青年农民之所以回流，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乡土情结”“相对剥夺”(比较利益)、需求层次的“自我发展”[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