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1-0073-00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资本论》是马克思思想成熟时期的重要作品，从中诠释历史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国外集中研究此问题的流派是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以及承接其衣钵的英美新辩证法学派和日本的宇野学派。这一思想谱系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辩证法的解读，也批判分析的和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辩证法主体性的消解。其理论贡献在于，大力挖掘《资本论》辩证法的主体性和体系性。新辩证法的旗手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Christopher J.Arthur)在他的名著《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导言的开篇把这种解读进路称为新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 对这一思想谱系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沿热点之一，但是，当前的研究关注阿瑟的居多，而对该研究谱系的创立者之一、代表性学者赫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几乎没有关注。莱希尔特曾跟随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大师阿多诺学习，吸纳了阿多诺的辩证法精神，并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开创者汉斯-乔治·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长期合作。他的着力点在于，通过激活经济范畴的有效性问题，重构历史辩证法。日本学者久保田建(Ken Kubota)认为，“经过与汉斯-乔治·巴克豪斯的长期合作，莱希尔特终于在他关于有效性问题的论文中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1]。另一位当代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旗手英格·埃尔贝(Ingo Elbe)这样评价：莱希尔特“重新激活了西德关于马克思的讨论……扭转了批判理论的传统、代表性学者对经济学的拒斥”[2]。 一、价值有效性问题的激活 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的未完成性是莱希尔特思想的起点。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带有一定的唯实论特征，即共相统治殊相。在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是全部个体主体的前提条件，是最为真实的存在”[3]。个体有意识的行动产生了一个无意识的结果，使得社会的总体具有了自主性，个体反而被总体性范畴的运动压制，所以个体和总体发生了颠倒。阿多诺认为，这一“颠倒”可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契合点。在《资本论》中，个体的交换作为一种内在动力促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但资本主义体系又“占有”个体的交换活动。遗憾的是，阿多诺没有从细节上证明交换如何成为具有自主性的客观概念。在莱希尔特看来，在阿多诺那里，“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中心的范畴(客观抽象、颠倒、自主性、总体性、普遍对特殊的统治)仍然是一种假设，并不具体”[4]，如果客观范畴不能“具体化”，阿多诺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一个空洞的猜测，“具体化”本身可以为阿多诺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奠定坚实的基础。 由此意图，莱希尔特深度挖掘《资本论》中被人们忽视的“有效性(Geltung)”概念，指出，商品“交换抽象的问题隐藏在这个有效性概念中”[5]。汉语世界的学者把马克思使用的语词Geltung翻译为“效力”，恰恰也错失了关系马克思经济范畴合法性的“有效性”问题，导致人们以货币技术主义理解货币的形成，即从物物交换遇到的困难中寻找货币产生的原因。然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已经明确批判过这一观点，指出这种货币技术主义“忘记了这些困难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因而是从作为一般劳动的社会劳动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6]。 比货币技术主义理解更为基础的问题，是交换的有效性何以可能。莱希尔特给出了从行动到“普遍存在”的证明。 Ⅰ.等价交换有效性的表象表现为社会行动与意义设定。莱希尔特认为，马克思的“交换价值”在社会行动与主体反思之间展开，由社会构成性的行动、意义设定、个体无意识三者互塑，具有客观性。在社会行动中，“我们不能感知价值的客观性本身，然而，可以得到反馈”[4]24，在感受到社会“约定”意义上等价形式的效力之后，确认效力的客观性并采取交换行动。以上过程不断循环，交换形式的效力不断加强。因为不能感知价值本身的客观性，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设定抽象价值的行动，所以，在无意识中，个体设定了社会的共同价值。 Ⅱ.设定价值的行动以反思判断为中介。社会行动和价值设定如何勾连？莱希尔特抓住了马克思在第一版《资本论》中的关键话语“上衣的等价存在可以说只是麻布的反思规定”[7]43，并认为外在反思参与了等价交换的形成。他用马克思在第一版《资本论》中的隐喻来说明：马克思为描述货币的形成，在“商品和货币”章使用了两个隐喻，第一个是“国王”隐喻，国王成为国王的原因是其他人以臣子的身份与之发生关系，使他意识到自己是国王，马克思称“这种反思规定是十分奇特的”[7]43。第二个是关于彼得的隐喻，彼得之所以把自己当作人，是因为他意识到作为人的保罗和自己是相同的。这两个隐喻表明，社会主体对社会行动反馈的反思判断是形成等价交换和形成价值的核心。 Ⅲ.对社会反馈的反思判断必然有一个“设定的关系性前提”。“我们进行的是与‘设定劳动为前提的交换价值’不同的‘设定交互作用为前提的交换价值’。”[7]24也就是说，莱希尔特把在社会行动的反馈和反思判断之间找到的“关系性前提”作为核心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