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废奴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一,对美国历史影响深远。①如美国历史学家玛丽莎·辛哈(Manisha Sinha)所言,“废奴主义者之后美国的激进主义者,一直将废奴运动视为行动主义的典范和社会运动的模板。”②但是,废奴运动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社会运动?废奴主义者到底是反对政治的纯粹的道德主义者,还是务实的行动主义者?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美国学者一直争论不休。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艾琳·珂莱蒂尔(Aileen Kraditor)和亨利·迈尔(Henry Mayer)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认为,在内战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奴隶制已经与美国的政治制度高度融合,依靠现有政治体制无法将其废除;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及其追随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故而坚定地独立于政治之外,毫不妥协地依靠道德改革来推动废奴事业。因此,废奴运动是一场反政治的道德改革运动,政治废奴主义者其实背叛了废奴运动的精神和原则。③近十多年来,一些学者对这种“加里森中心主义”的解释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废奴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发生了“政治化”转向,政治废奴主义者成为主流。政治废奴主义者不仅没有背叛废奴理念,还精明地制定政治策略,使得奴隶制问题获得全国性的关注,为建立更广泛的反对奴隶制政治联盟铺平了道路。由此来看,废奴运动主要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政治废奴主义者才是废奴事业最重要的推动者。④目前,这种政治史的解释路径已经成为废奴运动和内战起源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趋势。⑤ 在这波新的学术潮流的推动下,道德与政治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已经走到极端,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首先,该研究范式带有明显的“化约主义”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废奴阵营内部的分裂,遮蔽了废奴理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大量史料表明,政治废奴主义者与道德废奴主义者并非两个完全敌对的阵营,二者在废奴意识形态上不存在根本对立。其次,该研究范式受身份政治影响,颇有“意气之争”的色彩。道德阐释派强调废奴主义者的激进性,旨在为美国当下的社会抗争提供精神动力。政治阐释派则力争为政治废奴主义者“正名”,以揭示美国政治体制的变革能力。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废奴运动研究的学术价值。⑥最后,该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和视野方面也存在一定缺陷。相关研究普遍将政治视为对制度性权力的争夺,把目光局限于选举、立法等高层政治活动,对社会领域中的政治缺乏关注,也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文化的巨大影响力。⑦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范式不能充分发掘废奴运动所具有的势能,无法真正解释其对内战前美国历史带来的影响。因此,废奴运动研究要想取得整体突破,就必须要超越道德与政治二分的研究范式。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美国学者采取的方法是拉长视野,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观察美国历史上所有反奴隶制活动的整体特征。⑧国内学者采用公共领域、公民身份、社会政治等方法,从多个侧面考察废奴运动的政治影响。⑨这些研究确实跳出了道德与政治截然两分的窠臼,赋予废奴运动以新的历史意义。但是,它们并未深入考察一个根本性问题:废奴主义者到底是如何看待政治与道德的?19世纪30年代是解答这一问题的最佳窗口。一方面,废奴主义的核心理念诞生于这一时期,而且废奴阵营内部并未发生根本分裂。另一方面,最近数十年,废奴运动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对30年代缺乏关注。但是,关于这一时期废奴运动的很多关键问题一直没到得到深入研究。比如:废奴主义者如何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奴隶制和废奴事业?这种政治理念与他们的道德观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观念源自何处?对内战前的美国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论述,尝试从政治文化路径入手,重新探究19世纪30年代美国废奴运动的起源和特征。 一、美国废奴运动的道德和政治起源 1831年1月1日,威廉·加里森创办《解放者报》(Liberator),率先喊出了立即废奴的口号,拉开废奴运动的序幕。⑩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北美大陆长期存在的反奴隶思想,大西洋世界废奴浪潮的兴起,奴隶主对奴隶制的坚决维护,都是推动废奴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11)但倘若要理解早期废奴主义者的道德和政治理念,有两个因素需要格外注意,即宗教复兴运动和黑人对殖民废奴方案的反对。 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与美国社会在建国早期发生的“深度变革”(12)密切相关。从19世纪初开始,“市场革命”和“通讯革命”席卷美国。铁路和运河的修建改善了交通状况,形成了全国性市场,给有进取心的农场主、熟练技工和制造商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但是很多一时跟不上市场步伐的生产者却因竞争乏力而陷入困境。经济发展和交通改善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60%,到4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了92%。外来移民也大量涌入。19世纪初,每年只有5000名移民抵达美国;到30年代,移民人数急剧攀升至60万人。剧烈的社会变迁让很多美国人感到困惑,传统的道德标准似乎已经被打破,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不少宗教人士看来,共和国正逐渐被物质主义和贪婪所控制,只有复兴基督教信仰,才能把美国人民从自私自利和物质主义的风气中拯救出来,建立一个符合基督教理想的正义社会。这种对宗教信仰的迫切需求,推动了福音派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