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3)02-0071-09 近代中日两国同受西力东渐冲击，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并走向对外侵略扩张之路，特别是甲午一役扭转了千年以来的中日关系，给中国人以极大刺激。于是，昔日的“先生”变成了“学生”，中国学人以知耻而后勇的胸襟与气度，掀起了近代中国轰轰烈烈的留日运动。据不同学者统计，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最少有5万人说、多则有30万人说。①如此规模的学生蜂拥赴日，刚刚现代化的日本政府和学校是如何接受、教育、管理他们的？笔者曾探讨过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但侧重于接受政策和管理政策；日本学术界主要关注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接受政策及预备教育政策，即使预备教育政策也往往局限于日语培训或某所学校的预备教育，甚少注意系统的教育政策。②然而，与留学关系最密切的恰恰是教育政策。那么，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政策是否受到侵华扩张政策影响，是否影响正常的知识传播？在所谓中美“脱钩”和留学教育也深受影响的今天，又有哪些历史教训值得汲取？从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一、知识流动与留学教育 面对甲午战后日渐兴起的中国留日运动，日本政府和教育界的一些人比较重视中国留日学生教育问题，将之视为日本的“天职”“使命”或“义务”。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上田万年就将中国留日学生教育问题视为日本教育界的一个重要问题，认为中国留日学生无论从将来中国的独立事业还是从中日合作而言都是一股重要力量，因而日本必须不惜重金为他们建立完备的教育设施，完成中国政府之重托。③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大山岩对赴日考察日军操练的清朝武官丁鸿臣言：日本培养中国留日学生是报“往日之赐”④，即报答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润泽。曾任驻华公使大鸟圭介也说教育中国留日学生是“酬往昔师导之恩义”⑤。教育家野田五郎助认为，日本通过学习欧美文化已胜于中国，故将教育和培养中国留日学生视为日本之“国是”，是日本“享有之天职”，是必须完成的“义务”。⑥ 那么，面对蜂拥留日的中国学生，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教育方式？日本政府和教育界一时捉襟见肘，只得向清政府和留日学生推荐速成教育法。1902年，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过新次等，纷纷向赴日考察学务的中国学界宿儒吴汝纶推荐速成教育计划，宣称普通教育虽然重要，但专门教育更为重要，特别是清末“新政”急需实用技术性人才，可选取年少聪慧之中国学生，既通中国学术，又可在日本快速接受现代科技，以一年为期，循环往复，或许可以解决清政府的人才急缺问题。⑦此法经吴汝纶回国后的推介，既获得了清政府和各地政府认可，也获得了那些原本就不愿赴日留学而受家庭压力又不得不赴日留学或期望早日学成回国者的青睐。例如，闽浙总督魏光焘选派40名学生留日，其中30名学习速成师范，其余10名学习完全师范。⑧四川总督锡良在1904年选派100名学生留日，几乎全学速成师范。⑨由此可见，速成之风甚盛。 速成教育本身或许不无道理，但把速成教育搞乱、搞滥的主要是日本的私立学校。由于日本文部省直辖学校和其他官公立学校往往设有苛刻的入学条件，或要求留日学生具有相当学力，或与日本学生同等考试入学，导致他们绝大部分不得不入学日本私立学校。除了宏文学院、日华学堂、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等一些较具教学实力的私立学校外，不少私立学校专为中国留日学生而设，其目的并非是为了传授现代科技文化知识，而是为了养家糊口或牟利赚钱，甚至临时搭建校舍和雇佣民工授课。他们为招募生源，迎合留日学生的速成心理，不断压缩学习期限。例如，甲校号称学制一年，乙校则减为八个月，丙校压缩至半年，甚至有数月乃至数日而成的速成科。⑩这种情况引起日本教育界的批评，有人指责速成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开设简便课程和肆意出售文凭，有人质问文部省是否应取缔东京那几十所专门以留学生为对象的私立学校。青柳笃恒批评对中国留日学生的速成教育，其实“所得无何”(11)，呼吁中止速成教育。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重点整顿以接受和教育中国留日学生为主的公私立学校。为确保这些公私立学校具备必要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能力，该规程规定接受中国留日学生的公私立学校必须有教职员工名册、中国学生名册、考勤簿、书信文件登记簿等，必须有教育中国留日学生的软、硬件设施，且文部大臣可派员随时检查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效果，强调各校在中国留日学生教学过程中的测验试题、答案、成绩表等至少须保留五年，若有违背或教育效果不良，将取消其中国留日学生的招生资格。(12)由于公立学校建有相对固定的校舍和较为完备的教学管理体制，因而该规程主要针对以招收留日学生牟利的“学店”或“学商”。但是，该规程中有校外住宿取缔和所谓“性行不良”等词，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猜忌，即是否限制他们的居住自由，以及因含义模糊的“性行不良”而断绝入学之路。11月22日，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时间节点和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活动，加之留日学生平常所受种种屈辱，燃爆了反对这一规则的大规模罢课回国运动，史称反“取缔规则”运动。(13) 这一规则虽在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下不了了之，但速成教育也从此走向衰落。清政府在处理反“取缔规则”运动中逐渐认识到速成教育之弊，于1906年8月7日致电驻日公使杨枢，强调无论官费还是自费，凡欲习速成者，一概停派，但现已入速成各科者，仍令其安心学习。(14)10月13日，在清政府举办的第二次留学毕业生考试中，最优等的9名全是留学英美者，即使优等的名额也有60％被留美者摘取，原本人数最多的留日学生仅占优等名额的40％(15)，更使清政府和中国民众怀疑留日教育质量。1907年，清政府驻日留学生监督处与早稻田大学、宏文学院等19所从事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学校，成立“中国留学生教育协议会”，宣布废止速成教育。杨枢照会日本外务省，转商文部省，促使两国在同年8月达成“五校特约”，即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一高等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等五所学校每年为中国学生保留165个名额，但中国学生须考试入学，并向学校缴纳数额不等的补助费和学费。(16)这虽有利于提升留日教育质量，但毕竟名额太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问题。随着速成教育废止和中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留日学生人数从1907年日渐下降，不少以留日学生教育为业的私立学校出现倒闭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留日学生纷纷回国，其人数从1906年高峰时的7283名到1912年降至1437名(17)，降幅超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