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23)-02-0001-013 由费正清(John K.Fairbank)、刘广京(Kwang-ching Liu)编，集结西方各历史名家编纂而成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出版已有40余年，为西方学界清史研究的权威著作。①自中译本问世之日起，不少学者就该书整体或某一内容、某一观点撰写论文发表评论，至今学界讨论热度不减。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对清朝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边疆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其中上卷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和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由著名内亚史学者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又译作约瑟夫·弗莱彻)撰写。在这两章中，傅礼初以“内亚史”的视角，将社会科学理念引入历史研究中，晚清边疆地区的“宗教、贸易、外交等事件如同串珠一般，被他穿针引线地勾连在一起，从而呈现出这个时间节点上的普遍联系”，②令人耳目一新。何炳棣称这两章为全书最富有新意且有用的部分，③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亦将傅氏撰写的部分视为全书最为出彩的，认为傅氏强调了清朝的双重性，纠正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沿海部分过分关注的倾向。④ 但几十年过去，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和更多史料的发掘，傅礼初的基本概念和一些重要观点值得反思。本文拟以30年来史学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和方法为基础，对傅礼初有关清代西藏历史研究中的“象征性权威”等主要观点，以及相关内容的书写进行分析，希望以此能对清代西藏历史的研究做一些总结，推动我国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一、“象征性权威”——傅礼初观点分析 关于西藏的内容集中在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和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 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的第八章结尾，傅礼初指出蒙古、新疆、西藏在19世纪的前六七十年中发展各有不同，而“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特征以及满洲人在合并它们时本来目的的不同”。⑤清朝在管理边疆时采取的不同政策，以及各地所具有的特点，成为傅氏研究的基本落脚点。 在傅氏笔下，西藏呈现出一幅与中国史家认知相迥异的图景。傅氏将中国传统史家绘制的“地图”颠倒，包含西藏在内的亚洲腹地(亦可称为内陆亚洲)居于地图中心，内地十八行省则屈居地图边缘。当主体从边缘转为中心，所观察到的现象将会截然不同。西藏不再单纯是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而是一个因特殊地理环境，有着独特经济、政治和宗教制度，并且在菩提亚人⑥中具有极高影响力和特殊地位的势力。达赖喇嘛在西藏建立了以格鲁教派为主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府，集世俗和精神统治于一身，并且在清朝的帮助下，于19世纪将原来的世袭地方首领转变为官僚化的贵族。⑦西藏地方政府不仅控制了康区西部、卫藏、阿里以及羌塘等地，还通过宗教等方式将影响力辐射至周边的菩提亚人地区，形成了以西藏为中心的政教关系网。以政教依附关系为标准，傅礼初将关系网做了内外之分。处于政教关系网之外的菩提亚人国家为巴尔提斯坦(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区)和拉呼尔(位于今印度)，前者已改信伊斯兰教，深受苏菲兄弟会的影响；后者由印度的库卢王公统治。关系网之内的国家和地区又以依附紧密程度为标准进行区分，拉达克、锡金(今印度锡金邦)和不丹等国家与拉萨存在直接的依附关系，也即属国(属邦)。而康区东部和安多地区(青海)与拉萨则是以宗教关系为主的间接依附关系。在傅氏看来，虽然康区东部和安多地区已相继被清朝所并(annex)，但“在西藏人的心目中，宗教与政治忠诚是不能截然分开的”，⑧达赖喇嘛还具有若明若暗的影响力，似乎在当地形成了与清朝的共同统治。 傅氏深知就算将西藏置于话语中心，也无法忽略清朝的存在和影响，如其所说，“在1800年以前，清代历史的焦点集中在亚洲腹地，即集中在它的征服，它的政治活动，以及一个幅员辽阔而文化迥异的地区被一个单一的、不断汉化的中华帝国所吞并和消化的过程……清代的亚洲腹地在19世纪开始慢慢地被吸收入扩张中的中国版图，并且开始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⑨傅氏虽然承认西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并逐渐被纳入清朝的统治体系中，但是统治的有效性却是有待商榷的。傅氏将1792年视为西藏历史的转折点，“随着1792年乾隆帝对西藏—尼泊尔战争采取军事干涉，清朝对西藏的影响臻于极盛，此后则逐渐衰退”。⑩同时，1792年后西藏便进入了一段闭关自守时期，然而吊诡的是，傅氏将西藏闭关政策的实施者视为西藏地方政府而非清朝。(11)看似矛盾的观点其实隐含了傅礼初最初的意图——强调清朝在西藏权威的象征性和表面性，突出西藏作为“独立”势力的形象。 傅氏在第二章的后半段以清廷在西藏需要面对的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具体事件来刻画清朝在西藏虚弱无力的形象。傅氏提出在清朝对西藏的影响臻于极盛后，清廷与西藏人之间源于清帝形象两面性的矛盾愈发凸显，“清廷和西藏人是站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皇帝与达赖喇嘛的关系的”。(12)在清朝看来，皇帝是达赖喇嘛的保护者，双方存在从属性政治关系。而西藏人将清帝视为达赖喇嘛的世俗支持者，属于从属地位，用佛教中形容施主与福田纯粹宗教关系的“供施关系”来描述两者的关系，想借此否认达赖喇嘛对清帝的政治依赖和隶属关系，否认清朝对于西藏的行政管辖权。(13)西藏地方政府既不可能向信徒承认受到清帝保护和统治，也不可能让清帝出面解释。只能作为调和者，考虑“如何把敌视清朝的藏民的利益同寺院、贵族和北京政府的不同利益加以调和”，(14)以期维持双方平衡，不致矛盾彻底激发。由此引申出事关西藏最高权力的矛盾——“如何选择活佛”。活佛的选择不仅关系到当地宗教领袖的更替，还与世俗政治密切相关。傅氏以金瓶掣签的使用情况为依据，认为只有“当清朝的力量微弱到不足以在西藏发挥真正的权威时，西藏人还是愿意使用金瓶作为受清朝保护的象征。但是，在清朝强大时，西藏人为了强调西藏的自治，对金瓶的使用是有所犹豫的”。(15)面对清廷在西藏所推行的政策，西藏政府周旋于藏民和清廷之间，既不想自己在信徒中的威望有损，也不愿触怒清廷而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在傅氏看来，这一切都表明其实清朝并未真正控制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可以游刃有余地应付清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