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大流感在中国:传播、认知、争鸣与省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邹赜韬,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全球史评论

内容提要:

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经受了1918大流感考验。1918大流感在华传播呈现“多点并生,多线同行,危害直线上升”的宏观局面,激励着多元主体随影响渐深而强化疫情反思。疫情期间,中国所受影响具有“华洋同遭,华惨于洋,华洋互传”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对1918大流感认知的“华洋杂处”属性,发育出“时瘟”“流感”认知双线。“时瘟”论与“流感”论各有千秋,前者覆盖广从而在地化信息源丰富。后者命名清晰,规避了“一词多病”的语言陷阱。带着中西医争鸣印记,“时瘟”论和“流感”论在病理识别、公共卫生措施等方面展开了多维理论交锋。两线虽互相攻讦,但总体冷静客观,将“中医存废”争鸣落实做细,丰富了这场旷世论战的思想内涵。另一面,“时瘟”论也积极吸纳“流感”论的长处,完成了实用主义的调和。相形之下,“流感”论者出于傲慢等情绪化原因,久久抗拒接触“时瘟”论者的有益成果,从而留下诸多遗憾。1918大流感期间,一批中国/在华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防疫理念,在疫情动态的信息交互、实务认知更新等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意义深远。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6 期

字号:

       1918大流感是20世纪最为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灾难,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近现代世界遭受的最沉重瘟疫打击。①较为可信的估测数据显示:1918大流感肆虐全球期间,这种瘟疫共造成5000万至1亿人口不幸殒命。②人类应对1918大流感的全球与地方性互动,是一项颇具史学潜力的课题。马修·希顿(Matthew Heaton)曾基于“全球解读与地方阐释”视野观察1918大流感之下非洲的疫情与社会,提出了有益阐释框架。③而伴随着1918大流感研究的纵深化,疫情区域国别研究确已成为当代英语世界医学史研究的长期热点。④

       不过,世界医史学界对1918大流感疫情下的中国尚未形成深入研究。2005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口学家克里斯托弗·朗福德(Christopher Langford)发表论文《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起源于中国吗?》,参考数量不多但种类尚属多元的英文档案、报刊,初步展示了1918大流感在直隶、陕西、甘肃、新疆、湖北、上海、安徽、浙江、云南、河南等地的部分流行记录。然而此文开篇便提出欲以上列有限报道“验证1918大流感起源于中国,且一战华工是传播这种疾病的罪魁祸首”,大有曲解材料以阿附种族主义成见之嫌,因而医疗史见地极为有限。⑤此外,刘文明、李秉忠、池子华、林曦、皮国立、王敏东等中国学者曾或扼要梳理,或聚焦区域地考察过疫情在华扩散的部分节点、防治大势。⑥

       1918大流感在华流行的整体格局、中国1918大流感认知的形成延展,以及1918大流感期间中国疫情的世界性表达(全球—地方互动)等关键议题仍有极广阔的研讨空间。并且相关话题是全面理解1918大流感与中国的重要逻辑环节,直接决定着1918大流感中国经历与中国经验的书写质量。职是之故,本文拟沿着“1918大流感对华影响格局”“1918大流感期间在华各方认知”“大流感疫时及过后中国与世界思考、实践何以相联”这条逻辑主线,回望1918大流感阴云笼罩下的近代中国。问题意识方面,本文欲解开两处医疗社会史“谜语”:第一,1918年前后近代中国的(医疗)社会史图景对大流感的中国认知产生了何许影响?第二,1918大流感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标志性医疗卫生事件,对近代中国的医疗社会转型又施加了何种营力?

       一、1918大流感在中国的流行大势与影响格局

       现代疾病史研究普遍认为,1918流感大流行的开始时间至少是1918年春季,有的区域性推测甚至将大流行起点上溯至1916-1917年间。⑦第一轮可辨识的流行高峰最晚在1918年春季便已席卷中国大陆。刘静指出,“最早观察到中国流感疫情的是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专业医学人士”,确切可靠的病例报道时间可上推至1918年4-5月间。⑧1919年《光华卫生报》刊文称南京地区“体热之流行症(昨年三四月间曾有发现)”,亦是例证。⑨1918年初夏,在华外文媒体相继发文报道各地流感疫情,这也成为首批非区域性1918大流感中国疫情新闻。6月7日,《大陆报》(The China Press)获得大连方面信息,称“之前在天津、北平暴发的同一种流感已抵达大连、奉天及辽阳,三地数百名华人感染此病,症状与京津病例相似”⑩。可见1918年6月初,大流感已在东北、华北地区构成一次中等规模流行。6月中旬,《时报》等中文媒体亦开始生产疫情资讯,其内容罕有直言“流感”者,大体将此病泛泛论作“瘟疫”。不过从相关新闻的病情描述里,还是可以清晰看出流感的典型症状,由此判定其病种。譬如6月15日《时报》称沙市出现了一种“与上海相似”的瘟疫,“初起头疼发热,继以喘咳,四肢无力,传染极速”。(11)综合两项信息,不难认定波及沙市的疫情当属流感,而此条新闻也证明在1918年6月中旬,大流感已然扩散至长江中游腹地。

       1918年9月底,美国及欧陆国家相继暴发第二波(“秋季流感”)疫情。(12)大约一个月后,1918年10月下旬,中国各地接踵出现流感病例陡增情况,影响更广、危害更重的第二波流感疫情快速在中国肆虐开来。

       10月26日,《申报》转引宁波地方媒体《四明日报》消息,称宁波、绍兴地区“各县半月以来忽发现一种时疫,头痛发热形如感冒”(13)。据此推算,早在10月初,宁绍地区便已有1918大流感疫情传播。10月29日,《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派驻扬州的通讯人发回讯息,称“流感已经严重扰乱秋收,也出现了许多死亡病例。据泰州方面传闻,周边(受流感疫情影响)棺材供不应求”(14)。11月6日,该报又接当地线报称“流感已经传播至广东大部分地区”(15)。11月上旬,安徽西部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暴发了“流感—霍乱”叠加疫情。《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驻在六安的通讯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发现当地百姓被流感、霍乱以及一种同时发生的“营养缺失症”折磨得苦不堪言。(16)11月14日,河南怀庆(今焦作地区)通讯人向《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寄去通讯,告知“这场世界级瘟疫已经散布至河南北部各乡村,那已出现了大批死亡病例”(17)。

       以上胪列史料明确显示了1918大流感第二波疫情在中国传播的规律:其一,本次疫情起于沿海(口岸所在)省份,沿主要交通线渐次波及苏北、安徽、河南等内陆地区;第二,本次疫情的传染率、致死率虽无普查数据可供计算,但媒体对其惨烈程度的形象描述足以证明这场流行远超之前的春季流行。也正是鉴于此,1918年10月至12月间,中国各方舆论的流感话题热度显著抬升。此间大流感渐由“新闻”演化为“公共舆论”。

       1918年底,中国流感第二波疫情的输入点不只分布于沿海口岸,内陆边疆“接触带”也极可能遭到输入性流感疫情的沉重打击。1918大流感期间,印度(含今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领土)是世界上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其邻近中国边境的地带亦出现了流感疫情暴发。1918年10月21日,英国印度殖民当局向国内传回情报,称殖民地西北边境省份发生了极为严重的流感疫情,疾病已经跨境影响到阿富汗。(18)11月14日,阿富汗上报的信息显示:不到一个月内,喀布尔、坎大哈等地均已面临流感肆虐的可怕局面。(19)而12月初,一批跨境难民窜至马斯图吉(Mastuj),入境时已有10人确诊流感。受此影响,今巴基斯坦的领土内很快出现了新一波流感疫情高峰。(20)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