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书派与书法艺术精神的确立

       一、关于“张芝书派”

       书法流派是书法艺术的流派，也就是说，它的前提是书法成为一种艺术。既称“张芝书派”，首先应该肯定张芝生活的汉末时期，书法已经成为一种艺术。那么，原本日常的书写活动，为什么在汉末成为艺术了呢？这涉及书法艺术的起源问题，是中国书法史乃至艺术史的大课题，需要文献和作品等多方面的全面考察与论证。这里先从考察“张芝书派”本身入手，来论证汉末书法艺术精神的确立问题。

       其一，书派产生的区域。张芝书派产生在当时的河西，即中原之西的广大区域内形成的一个较早的书法艺术群体。西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自西汉中后期，该地区保持了一段时期的相对安定的局面。即使东汉大乱，河西依然安定，甚至很多“文为儒宗、武为将表”的外地贤达也来到了这里，带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从该地区挖掘的汉简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州烽隧相连，军务繁忙，官方文书和私人尺牍往来频繁，大大促进了该地区草书艺术的发展。

       其二，书派产生的时代审美背景。张芝书派产生的时代审美背景，正是由实用的西汉篆隶的拙朴或者说“汉碑气厚”向着非功利性的、带有自由抒写精神的审美风气转变。正如当时的文学、绘画等开始走向了自觉的年代。

       张芝书派是以汉末草圣张芝为精神领袖，他们的日常活动主要以草体汉字为审美实践载体，通过东汉特有的笔、墨、纸、砚等形式语言，强化汉字书写的点线运动和造型韵律，侧重表达汉末士夫们的自我思想情感，从而逐步将日常的汉字书写提升为具有独立审美功能的书法艺术。这种现象在东汉之前以实用为主的书写世界和艺术领域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确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具体来看，张芝书派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由专门从事草书创作的巨擘大师张芝为引领。张芝可谓是当时西州地区草书家共同的精神领袖。当时，“姜诩(孟颖)、梁宣(孔达)、田彦和及司徒韦诞，皆英(张芝)弟子，并善草，诞书最优”。①

      

       2.这一书派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草书美学观。他们追求草书的“难而迟”，追求草书“下笔必为楷则”，追求“匆匆不暇草书”②等，具有其独特的艺术创见。

       3.有书法理论支撑。张芝的书法理论有《笔心论》五篇，可惜久佚不传，这些理论篇章应该是当时西州草书家“秘玩”的学说。

       4.张芝开创的“一笔书”书法风格迥异于前人，艺术特点十分突出。“一笔书”从表面上看，没有之前篆隶、章草那种“史书”式严格的书写笔画规范，却暗含了更具丰富审美内涵的“楷则”规范；它不一定符合“鸿都门学”或者“以书取士”所要求的儒家书写审美理想范式，却体现了汉末士大夫追求道家自然观和个性自由的精神意识。

       5.尽管张芝的书法作品“寸纸不见遗”，其书法理论文献也散佚已久，然而张芝及其书派对当时后世影响俱深。毋庸置疑，汉末书风一直处于张芝草书的笼罩之下。除了张芝时代由他亲炙的弟子梁(孔达)、姜诩(孟颖)外，西晋时卫瓘和索靖被誉为“一台二妙”，名重一时。其中，西晋卫瓘“采张芝法”③，索靖“传芝(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④，都可谓是张芝书法的直接继承者。中国早期的大草书家也几乎都受到张芝的影响。唐张怀瓘《书断》谈到过王羲之、王献之取法张芝：(王羲之)“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⑤：“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献之)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⑥如果说张芝开创“一笔书”无误的话，那么王献之“一笔书”是对张芝草书的直接继承。王羲之草书就是对东汉草书的直接传承。他本人也多次提到张芝。唐代怀素也学张芝草书，孙过庭在其《书谱》中就曾多次提到他崇敬和临摹张芝的草书。张芝书派成员构成见表所示。

       张芝书派的这些重要书家在当时影响力极大。如张芝胞弟张昶“书类伯英”⑦，时人称“亚圣”。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⑧可见张昶的书法成就。

       当代草书家马世晓说：“自汉末到中唐的六、七百年间，在草书领域里，涌现了韦诞、卫瓘、索靖、卫恒等名垂后世的书坛人物，更有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光耀千古的大师，他们的师承都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⑨

       二、张芝书派的艺术精神

       张芝书派，可以说“既有领袖人物，又有许多追随者和继承者，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并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和一致的艺术追求，这是书法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流派”。⑩张芝书派是在汉末文学艺术普遍走向自觉的年代产生的一个书法艺术流派，这一流派的形成，使得书法开始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中国书法艺术开始真正确立。因此，“张芝书派”堪称中国书法流派最早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