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法是中国艺术的独特门类,它以汉字为载体,通过具有特殊笔情墨韵的汉字书写形象的创造,表达创作者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想。 唐张怀瓘《书议》指出:“昔仲尼修书,始自尧舜。尧舜王天下,焕乎有文章。文章发挥,书道尚矣。”张怀瓘这段话指出了书法的生成,源于文字的实用性。书法因文字实用而生,为文字传播而发展。 但是在另文《文字论》里,张怀瓘又指出:“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这里张怀瓘指出了书法艺术的另一维度:在服务生活的过程中,书法演绎出了千变万化的汉字书写形式。这些形式,都是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无论在观念或现实形态上,它们是可以独立抽离出来玩味欣赏的。 这些其实质还是书法的属性问题:书法有“实用”和“纯艺术”双重属性。通过艺术服务生活,还是借助“生活工具”呈现某些艺术观念,对这一双重属性的不同把握,必然导致对书法艺术的不同理解,并由此衍生出形式、路径、方法等诸多差异。本文拟从汉碑名作《西狭颂》切入,就汉字与书法创作的“内约性”等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一、汉碑·艺术自觉·汉代书法高峰 公元二世纪后五十年,是东汉王朝的灰暗时期。桓帝、灵帝两朝,二帝登基均在幼冲(刘志14岁、刘宏11岁),且均由宗室入缵大统,王朝受各种政治利益集团裹挟,外戚宦官内斗,搞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但是在政治动荡的夹缝中,汉代的书法却出人意外地发展。尤其是汉灵帝刘宏,政治上备受诟病,但他爱好文学、书法,在位期间还确是做了几件有历史影响的事。一是正定六经文字,命一代名臣、大书法家蔡邕书写,刊刻于洛阳开阳门外太学。这一文化工程当时影响很大,“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①。二是兴办“鸿都门学”,招收全国有书法文学专长者赴京师学习,经考试后选拔充实州郡文吏队伍,成绩优秀者甚至“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②。“鸿都门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艺术专科学校,对汉魏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宏的举措客观上为东汉后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生态。一批书法名家脱颖而出:如被称为“行书之祖”的刘德升③、“大则一字径丈”④的师宜官、作品为曹操“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⑤的梁鹄、“八体悉工”的邯郸淳等。这里特别要说一段关于师宜官的文献,对中国书法史来说特别有意义。《晋书》列传第六: 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 这段文字说明,当时书法的发展,在实用属性之外,已然发展出“纯艺术”的属性。师宜官在墙壁上书写,不是出于生活实用(如写官府通告、酒家广告),而是生产“审美产品”供人观赏。他的书写,是非实用的,属艺术表达。这是书法史上最原始的以“视觉美销售”为目的的“商展”。“票房”够酬答商家、能抵了酒钱了,他就把展品给“撤”了。这说明书法作为纯审美观赏艺术,在大众层面已经获得认可。这是书法的第一次“艺术自觉”。 人才辈出是这个时代辉煌的一个方面。另一个突出成就,是一批后来被奉为汉代书法经典的碑刻,在这几十年间问世。翻检书法史我们会感到惊讶:二十世纪汉简出土之前汉代书法的最重要作品,几乎都在这一时期产生:
从《石门颂》到《张迁碑》,间隔不到四十年。对于历史来说,四十年是短暂的一瞬。但是看看这些在书法史上大名鼎鼎的碑刻,我们不能不为这个时代而赞叹:汉朝前后四百余年,这是书法史的辉煌时刻。 刊刻于陇南成县的《西狭颂》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好的作品之一。据考书写者为当地一个不知名的书家。摩崖石刻在宋代为樵者发现,因为石面长期有苔藓覆盖,文字保留完整,绝大多数字口清晰,为历代书家所重。清代徐树钧《保鸭斋题跋》美之曰:“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非复可以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近代学者梁启超则盛赞之为“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⑥ 二、《西狭颂》·正中求奇·内约性和创造本能 书法是汉字的衍生物,书法的历史,就是汉字书写的历史。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书法是汉字传播的主要形式。 关于汉字和书法的起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说: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⑦ 许慎这里说到了两层意思:一是文字源于实用,因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二是汉字的最初形式,是“依类象形”,采用了图形形式。后面他说到“六书”即造字六法时,进一步作了说明:“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汉字的构形基础,是对事物特征的整体或局部模拟。这里,造字时图形表现的多样性,就为书法的多元发展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