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22)06-0005-07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①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②新时代“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脉络、深厚的现实根基和深远的未来指向。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做中国人”似乎早已随着我们的出生而成为一种无须专门操心的生命事实。但恰恰是这种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反而容易让我们无意识地把“做中国人”当作习以为常的观念性背景接受下来，没有把“做中国人”作为一个问题予以追问。不深入了解“做中国人”这一命题在历史进程中曾经呈现出来的复杂形态，就难以正确理解新时代“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的深刻内涵。 一、“做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当我们说到“做中国人”时，首先涉及到的是法律层面的形式化规定，是指通过法定程序具有中国国籍的人；但除了这种法律形式的规定，“做中国人”还有着丰富的实质性内容，最重要的前提是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认同。 我们通常是在国家的范畴内来谈论作为国家的“中国”以及作为这个国家国民的“中国人”的。中国古代经典《大学》中有句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这句话有“家”、有“国”、有“天下”，但没有我们通常使用的“国家”这个词，国家这个概念是近代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西方语境中“国家”的原意，主要指能够自主行使主权的民族国家。按照现代政治学的一般观点，国家是由“主权”“政府”“领土”和“人口”四个要素组成的共同体。不过，即便在西方社会，民族国家的出现仍然是相当晚近的现象，十七八世纪以后，欧洲才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的基本轮廓，而今天由民族国家支撑起来的世界体系更是20世纪以来才逐渐成形的。 然而，民族国家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国家属性。中国一直以来首先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形态而长期存在的。根据目前考古学的发现，“中国”这两个字最早被提出，是在一个被命名为“何尊”的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③铭文上记载：“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④大概意思是，我要住在这天下之中的地方，在这里治理四方民众。《诗经》中也有“惠此中国”(《诗经·大雅·民劳》)一语，是“爱护都城民众”的意思。但上面所说的“中国”，并不是指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而是一个带有政治、文化、地理等多重含义的用词。其实，“中国”一词所代表的，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及其存在的中心区域，与这个“中国”相对的则是非文明核心区的“四方”，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蛮、夷、戎、狄，他们“居天地之偏”，也称为四夷，位于我们这个文明与其他文明相融合的边缘地带。现代中国则是长期存在的文明形态与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相结合而形成的文明国家，而非西方意义上仅仅以独立主权为内核的民族国家。这样的中国，既是一个能够在开放融合中始终保持文明形态稳定持存的时间连续体，也是一个政治实体能够在特定区域内持续实施有效治理的空间统一体。 因此，对“做中国人”这一命题中所包含的国家认同的分析，就不能完全依照流行的政治学做法，仅仅将国家认同简化为对政府的认同、对制度的认同和对民族的认同等依次递进的三重层次。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是融入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之中的，中国的文明底蕴一直在参与和塑造着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在宏观层面，中华文明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注入了特殊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⑤中华文明的文明特性与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国家整体的宏观内容，保持着一种一脉相承、内在同构的深度关联。而在微观层面，中华文明现实地组建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尽管我们不能像指出一个当场就在眼前的物体那样，将中华文明明确归类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但文明的存续正通过我们的语言、传说、习俗、仪式、典籍等渗透进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构成了一种与我们保持亲密联系的总体氛围，一种我们不易察觉却时刻在亲身体验的真实处境，一种我们内心接纳的生活方式。 由于中国的文明形态能够以国家的实体形式整体表现出来，由于中华文明在日常生活中的氛围化、处境化和生活化，国家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被带到我们每个人近前的，这就在中国语境中沟通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独特关系，扩展了“做中国人”的内在涵义。在文明国家的范畴内，“做中国人”并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境内出生和成长的事实状态、承担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法律状态或者制度化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状态，事实上，“做中国人”从日常生活的切身之处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从来不限于从概念的抽象、符号的象征、想象的对象等维度与我们形成联系，也从来不限于从政府的管理、群体的聚集、情感的激发等渠道对我们产生作用，它几乎可以从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对我们发出信号，提示我们注意它的存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投身和经历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是在建立与这个文明国家的密切关联。因此，在谈论“做中国人”时，重要的是把它当做一件我们要去做的事情，而不只是一个用以思辨的理论主题。 在对“做中国人”这一命题的发问中，我们并不是去追问什么是“做中国人”，而是去探索怎么“做中国人”，我们可以通过亲身的体验让它来充实我们自己，使自己感受到“做中国人”这一命题中的意义。我们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根源上就是从这种俯身去做中得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