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23)01-0003-20 一、健康主义研究 一般认为，健康主义是1980年美国学者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阐述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其特点是中产阶级提升健康意识、关注健康咨询、自律健康生活，质疑医生或科学家的权威，选择“另类”的健康生活方式，将个人的健康权利转变为个人的健康责任。①不过，稍早于克劳福德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左拉(Irving K.Zola)也曾指出，西方医学承担起最初由宗教、后来由司法监管社会的角色。他认为医疗职业的管辖权和合法权限以及疾病定义的扩展，通过日常生活的“医学化”，通过药物和“健康”与“疾病”的标签，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去政治化的策略，即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个体偏差问题。他由此引入了“健康主义”的概念，来批评医学作为“社会控制机构”的力量和影响。②健康主义的概念作为分析当代医疗保健文化的一种工具，自提出后得到了学界的关注，healthism一词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如法语santéisme、意大利语salutsmo、西班牙语salutsmo等，已出版了多部学术著述和大量的研究论文。笔者在《健康主义及其悖论》一文中提出，健康主义可分为弱纲领、强纲领两种类型。弱纲领的健康主义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健康的个体责任，但这种将健康与疾病问题置于个体层面，期望通过个体行动来改善健康的社会实践和制度安排，并不能解决由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健康与疾病问题，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保持健康的能力。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健康取决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强纲领的健康主义，则主张通过政策或法律层面来推动应用医疗技术对那些不符合“正常标准”的人进行强制性“健康”干预。不过这种强纲领的健康主义本身也可能危害人们的健康，例如20世纪初，一些欧美国家成立机构来认定“不健康的人”，包括癫痫患者、低能者、畸形患者、侏儒、精神病患者等，通过立法或授权相关组织来对这些人进行强制绝育，最终演变为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③ 健康主义的概念出现后，起初学界的关注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对现代医学的批评方面。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相关研究迅速增多，笔者分析了web of science和Scopus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将已有研究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涉及对医学技术应用范围扩张的讨论，如从疾病诊疗转向对生物标志物、风险因素、先兆症状以及社会行为的关注，从应对现实病痛转向关注未来的危害，从消极健康转向积极健康。第二类主要与临床心理学、精神病学、老年医学、行为医学相关，如有学者研究神经厌食症(orthorexia neurovosa)是如何在社交软件平台Instagram上被用户所接受的。有研究者发现参与者大量使用医学语言来解释他们对食物和身体的焦虑经历，有效地将自己的痛苦医学化。④第三类涉及健康生活方式，健康主义与消费主义方面的研究。如有研究分析了关于健康生活方式和健康责任构建方式的争论，强调了健康的重要性，但也提出了究竟什么才算不健康的习惯或生活方式问题，认为应当警惕健康主义对此议题的扩大化。研究者认为医疗卫生人员应鼓励人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但也应宽容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并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限定留出更多空间。⑤还有学者指出，尽管很少有科学证据支持食用超级食物可以促进健康、抗衰老的说法，但资本与营销者通过新闻和媒体报道中令人混淆的广告，来塑造使食用者更健康、更年轻的超级食物。民众则可能在健康主义理想生活的引导下，因健康焦虑而增加对“超级食物”的追求。⑥第四类主要涉及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妇女研究、文化研究等学科对健康主义的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研究者关注身体和欲望是如何被健康观念调控的?健康为什么成为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为什么个体的健康会成为他人关注的问题?或者说当人们说“关心你的健康”时，他们究竟关注的是什么?那些被定义为“不健康”的——肥胖的、残疾的、同性取向的、衰老的——身体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被修复?例如，目前已有一些肥胖维权人士想把肥胖挂在“正常”的旗帜下。有学者提出“普通和熟悉”(ordinary and familiar)概念为酷儿理论、残疾研究和肥胖行动主义提供了一个解释身体规范的理论框架。⑦ 健康主义的提出源自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疾病谱的变化：一方面，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与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寿命延长相关的慢性病成为了威胁健康的难题。另一方面，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高新诊疗仪器设备及高技术诊疗方法的广泛应用，导致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因此，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促成下，健康主义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场社会运动，通过主动赋权将个人的健康权利转变为个人的健康责任，将健康作为一种超级价值(super-value)或一种道德权威，强调健康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为个人追求福祉(well-being)提供了指南。健康主义的假设是大多数疾病都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引起的，因此，个人有通过选择健康的生活和行为方法来维护自身健康的道德责任。例如，人们通过气功、瑜伽、冥思等各类健身活动，或摄生法、节制饮食等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达到增进健康的目的。 健康主义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策略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提供了反映所有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功能和失能状态的统一和标准的分类，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健康指标，广泛应用于卫生保健、预防、人口调查、保险、社会保障、劳动、教育、经济、社会政策、一般法律的制定等领域。这反映出健康主义观念的政策化、制度化，也意味着医疗卫生人员具有了一种社会责任和权力地位。该分类是对《第十次国际疾病分类修订本》(ICD-10)的补充与丰富，ICD主要关注疾病、障碍或其他健康状况的诊断，而ICF则从“疾病的结局”分类转变为“健康的成分”分类。前者着重于疾病的影响或由此可能产生的其他问题，后者则明确健康由什么构成。ICF不仅涉及健康的“决定因素”和“危险因素”，也包含了一系列用来描述个体生活背景的环境因素。⑧显然，《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所描述的一些身体状况或问题，不仅是生物医学问题，也是社会文化问题、政治经济问题。 不过，捷克医学批评家斯克拉巴内克(Petr Skrabanek)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是人类渴望乌托邦的医学化。他分析了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医疗卫生服务的演变，指出当代医学已经开始将注意力从病人转移到健康的人，他称之为“预期”医学，与传统的预防医学不同，“预期”医学的基石是疾病筛查、疫苗接种和“预期”药物等。医学的目的不是征服疾病和死亡，因为疾病和死亡是生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医学的目的是减轻病痛，减少伤害，为人类走向坟墓的痛苦之旅铺平道路。斯克拉巴内克认为健康主义给了“健康推广者一张可以干涉私人或公共生活的清单，包括日常生活习惯、行为态度、性取向、生命理念——它们都成为健康主义者合理的担忧”。健康专业人员在医患关系之外，可以为人们的饮食、睡眠或休闲提供健康咨询，但不是仲裁者。健康主义主张放弃由医学专家照料个人健康的范式，而让个人作为独立的主体或代理人(agent)，根据普遍认可的健康咨询为自己作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