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生物学以及进化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人类精神能力与人脑的物质功能基础具有重要联系，一系列新技术(例如基因编辑、纳米技术以及脑机接口等)则使得利用生物医学手段来干预人类能力变得可能，由此产生了一个被称为“人类增强”的新兴领域。①一些理论家由此认为，既然人性本身并不完善，传统的道德教育也不足以根除人类社会中的重大邪恶，通过生物医学手段让人们具有更好的道德能力或者产生道德上更好的行为就是可取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制性的”。这种尝试往往被称为“道德生物增强”(moral bioenhancement)。既然道德生物增强旨在强化人们的道德行为和与此相关的认知和情感能力，这种形式的人类增强似乎是最无可争议的。然而，道德生物增强的可行性首先取决于我们对人类道德的本质和来源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理解。一旦我们充分地阐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道德生物增强会导致一些亟须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来探究的重要问题。 本文并不尝试全面地探究这些问题，而是将重点关注In.佩尔松和J.萨瓦勒斯库等人对道德生物增强计划的设想。②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选择性的关注，是出于两个基本考虑：首先，他们对道德生物增强的必要性提出了目前最为系统、最为有力的论证，在学术界激发了广泛的反响；其次，他们的设想触及了一些最值得考虑的伦理问题。通过把关注焦点放到他们所提出的倡议上，我们不仅可以对道德生物增强的可行性和可取性提出某些一般判断，也可以进一步探究一些特别相关的伦理问题。在我们看来，对这些问题缺乏深入的分析导致他们对道德增强采取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态度。 一、终极伤害与道德增强的必要性 按照佩尔松和萨瓦勒斯库的说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个别人或个别群体很容易利用自己所获得的知识和资源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假若他们在道德上极度邪恶，他们就有可能导致所谓“终极伤害”(对人类的不可逆转的毁灭性伤害)的发生。终极伤害的可能性并不限于核能和核武器领域：基因编辑可以治疗一系列因基因突变所导致的疾病，让人们恢复到正常的健康水平，但是，鉴于我们目前对基因组与人类功能能力的关系仍然缺乏足够明细和系统的认识，基因编辑技术就存在极大的技术风险和伦理风险。科学技术的发展若要真正地有益于人类，其本身就必须受制于伦理约束。然而，在佩尔松和萨瓦勒斯库看来，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获得的道德心理并不足以应对人类可能面临的终极伤害，通过使用生物医学手段来干预人类道德本身就变得迫在眉睫。某些相关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暗示了使用生物医学手段来增强人类道德的可能性。例如，葡萄糖据说可以提高抵制采取错误行为的倾向或者停止尝试采取正确行为的诱惑；再摄取抑制剂据说可以缓解攻击他人的倾向；心得安(一种用于治疗心律不齐和心绞痛的药物)据说可以降低无意识的种族偏见；深部脑刺激据说可以降低攻击倾向，某些神经反射训练据说可以提高同情心和治疗反社会人格障碍；对胚胎实施选择性的基因编辑据说可以提高胚胎成人后的利他主义倾向，胚胎选择或基因工程据说可以阻止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形成，一种包含多重基因编辑的人工染色体据说可以促成一系列与美德的形成相关的禀赋。③当佩尔松和萨瓦勒斯库将同情心、利他主义倾向和正义感看作人类道德的核心要素时，他们也相信这些情感或倾向具有生物学基础，因此就受制于生物学调控。 即使通过生物医学手段来增强人类道德原则上是可能的，但其必要性首先取决于我们不能利用常规的方式来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促进人们的道德动机。因此，佩尔松和萨瓦勒斯库就需要论证生物道德增强的必要性，其论证可以概述如下。我们目前继承下来的道德心理是人类祖先在紧密结合的小型社会中为了生存和繁衍而发展出来的，他们所具有的简单技术只能对其生活的直接环境以及最近的将来产生影响，因此，人类道德心理就具有一些严重缺陷。例如，我们只看重眼前利益、缺乏远见；我们所能具有的利他主义倾向和同情心极为有限；在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例如为了缓解全球气候变化而采取的行动)中，我们的责任意识会变得很淡薄。然而，现代社会已经极为不同于人类祖先所生活的社会，比如说，我们不仅生活在具有高级技术的规模庞大的社会中，我们所采取的行动也会产生全球性影响，其影响甚至会扩展到遥远的未来。总而言之，人类道德心理的固有缺陷与现代生活条件极不相称。这种缺陷不能通过传统的道德教育来有效地克服：即使人们具有正确的道德知识，但是，鉴于他们所具有的利他主义倾向和同情心极为有限，他们所能具有的正义感也往往是由自我利益来驱动的，其有效运作还受制于一系列条件，因此，他们往往缺乏按照自己的道德判断来行动的动机。动机不足构成了道德行动的严重障碍。此外，甚至西方最好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有效地避免终极伤害的发生而不危及其自身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承诺。例如，如果自由民主国家不愿放弃其对公民的自由权和隐私权的承诺，如果执政者或参选政客为了赢得选票而不愿削弱其公民目前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那么就不能合理地指望这些国家能够通过制度变革来应对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危险。总的来说，为了避免人类毁于其自身的道德缺陷可能导致的终极伤害，就必须通过生物医学手段来增强人类道德。如果所有合情合理的人都同意，我们应当为了人类未来而消除道德心理的内在缺陷，缓解它们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那么道德增强本身就是道德上可取的，甚至会成为一项义务：“如果安全的道德增强会发展出来，那么就有强有力的理由相信其运用应该是必须采纳的，……因为应当接受道德增强的那些人可能是最不愿意使用它们的。因此，安全有效的道德增强将是强制性的”④。 道德行为不仅取决于道德知识或道德理解，也取决于严格按照道德判断来行动的动机或倾向。由此来看，我们可以在三个方面增强人类道德：第一，让人们具有更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动机；第二，让人们对于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取得更好的理解，并由此而改进道德决策；第三，让人们更加服从恰当的道德规范并因此而更多地采取道德上正确的行动。不同的规范伦理理论可以对“正确行动”提出不同的理解，但伦理学家们有一个基本共识：道德上正确的行动首先要求行动者具有认识到道德理由并按照道德理由来行动的能力。因此，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增强也应当旨在改进构成道德能动性的各种能力，特别是与道德理解、道德判断和道德动机相关的能力。当然，佩尔松和萨瓦勒斯库并不否认道德增强也需要改善与道德行为相关的认知能力。⑤他们所要强调的是，道德行为的失败主要是动机上的而不是认知上的，传统的道德教育固然可以促进道德知识和道德理解，却无法在根本上解决动机不足的问题。因此，对他们来说，通过直接干预人脑的神经生物学来增强道德行为能力就成为了最合理的选择。⑥追求道德上极为紧迫或特别可取的目标为直接干预大脑的做法提供了辩护。为了彻底阻止终极伤害的发生，他们还特意将所谓“上帝机器”(God Machine)设想为道德增强的辅助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