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 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22)06-0099-10 [DOI]10.16783/j.cnki.nwnus.2022.06.009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兴起国学或者传统文化热，党的十八大以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时代价值导向，到了2021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如下新的重要论述：没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也就没有中国道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最高肯定。那么，为什么在中华民族最接近伟大复兴的当下，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到底要弘扬它的什么核心精神?其时代价值何在?这是本文欲加以探讨的问题。 一、近现代以来对中华文化崇德特质的探讨与认知 对中华传统文化总体特点的认识，是我们与西方文化有了交涉、比较之后才产生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时期，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传统道德受到了启蒙激进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当时，这批知识分子出于反思与启蒙的需要，引进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却抛弃甚至将激烈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之后，一些坚持民族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新儒家知识分子出于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立场，探讨并坚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崇德精神传统。由于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涉及社会的价值引领与整合、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民众实践，因此，在这一百年来，不仅知识分子参与了探讨，而且政治领袖也对相关问题做出了重要论述。比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就在其《三民主义》的演说中这样说道：“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复。”[1](P72)这是最早把对传统道德的恢复与民族地位、民族复兴联系起来的论述，可谓是高瞻远瞩。 第一代新儒家知识分子如梁漱溟先生出于辩护和维护的保守主义立场，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进行了分析比较，在此过程中初步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崇德精神。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写作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分析西、中、印三种文化时，他认为文化的最终动力和根源是一种人生态度：西方文化有两个根源——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向前奋斗。产生了科学与民主制度，希伯来文化向后否定现世、产生禁欲主义和基督教文化，西方启蒙运动后的近现代文化是复兴了希腊文化向前奋斗之传统!西、印、中三种文化体现着三种人生路向：西方向前奋斗。印度转身向后要求：取消问题、禁欲主义，因此印度文化以宗教最为发达。科学是知识的，宗教则是行动的。因此印度产生了佛教和瑜伽修炼等等。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或者儒家学说以重视变易为形上学，以重生为价值观，直觉则是人生方法论和心理基础。西方哲学是知识论的，中国哲学是生命论的。他认为，对三种文化，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2](P204)所谓印度的态度就是出世主义、禁欲主义的态度，按时下的话说就是“佛系”的生活态度。梁漱溟最初是一位学佛修佛之人，但他认为在当时必须排斥这种生活态度；对于西方文化的功利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他并不是一味反对，而是持一种扬弃的态度，即既承受，又要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对于中国文化也不是简单复古，而是一种在批评基础上的重新拿来即复兴。而且他在将近100年前就得出了未来世界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样具有历史前瞻性的预见。 梁漱溟分析论证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未来文化的方向。他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经济事实、科学文化等的变迁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的生存需要已经基本满足，人类精神心理的满足成为时代问题，因此，西方文化通过外求征服自然的文化就难以完全适应时代要求了，而如何协调人际关系，使自己安身立命，儒学恰恰能够满足这种时代需要。之后，梁先生在其四十年代的名著《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重德精神特质给予了更进一步的分析论述。他在书中明确地把“道德气氛特重”列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3](P27)。 钱穆在其《中国文化精神》中也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特质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做人的道理和理想，应该怎样做人，这是中国人最喜爱讲的。西方文化，似乎比较并不看重此方面”[4](P20)。“西方科学该学，但不能学西方人做人。”[4](P22)“照中国人想法，无论学什么，先要学‘为人’，学为人，要‘尽人道’。”[4](P88)“我们固是要现代化，但不能把现代化转成为非中国化，把中国的一切都在现代中化掉了。”[4](P212)言下之意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要传承弘扬我们民族固有的文化和崇德精神。伦理道德就是人生要义、做人之道、行为之方、心灵之素，因此，中国文化重在学做人也即以伦理道德为根本特质，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中国文化，最简切扼要言之，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此所谓好人之好，即孟子之所谓善，中庸之所谓中庸，亦即孔子之所谓仁。而此种精神，今人则称之曰道德精神。换言之，即是一种伦理精神。”[5](P100)这句话明确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一种道德精神或者伦理精神。而且，他还认为这种道德精神是贯穿于中国历史全过程中的，它是我们悠久历史和光明前途的根本所在：“中国民族经过千辛万苦，绵历四五千年的历史生命，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就是依靠这一种道德精神。”[6](P140)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自己的文化和道德的文明光辉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其实，在20世纪前半叶，不仅是中国新儒家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崇德特质与精神有明晰论述，而且，即使是外国学者也持有相同的看法。比如阿尔伯特·史怀哲就曾指出：中国古代思想虽然是从过去慢慢演化形成的，“但这种道德习俗却几千年来一直处在对世界和人类的思考的影响之下，并且在这样的思考中不断地变得精致而深入。”[7](P84)“没有哪种伦理教育像中国伦理那样致力于内在的修养。”[7](P83)史怀哲先生不仅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伦理特质有清晰的了解，而且对其历史价值、世界影响和未来价值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和展望：“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建筑在伦理思想之上的文化，能与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的相匹敌。”[7](P247)当读到史怀哲先生这些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卓见时，我们不仅感到敬佩而且汗颜。当国人在否定自己的文化特质与精神时，一位西方人则揭示了其价值与未来。他对以孔子和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内在生机与活力的信心，伦理文化对物质主义文化的针砭和胜利的普遍意义与价值的论述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值得我们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