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背景下，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很多企业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了促进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与转型升级，很多国家都推出了相应的制造业振兴计划，比如德国掀起了建造智能工厂和生产数字化的风潮，提出“工业5.0”的概念；日本通过不断改善其企业组织文化，提出“精益制造”的发展理念；我国也于2015年5月印发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文件—《中国制造2025》。这些计划的颁布与实施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提供了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使得很多企业都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了技术的进步与升级，比如华为作为中国国产手机的龙头品牌，在2019年之前一直采购的是谷歌的安卓系统，但在同年5月之后华为开始自主研发并发布了鸿蒙操作系统，实现了向上游供应商的入侵，即供应链的重构；然而其竞争对手如小米、三星等却依然使用谷歌的安卓系统[1]又比如在2017年之前苹果一直使用的是Imagination Technologies的芯片技术和知识产权，这些技术构成了苹果多款产品GPU的基础，但在2017年3月之后苹果公司开始投入资金研发自己的GPU，停止在其新产品中使用原供应商的GPU，并停止支付专利费[2]。2022年3月，国产手机厂商oppo正式发布了首款自研的影像专用NPU芯片——马里亚纳MariSilicon X，用于提升oppo手机拍摄的画质与夜景视频的分辨率，实现了向上游的入侵[3]。因此，受大量运作实例的启发，本文致力于探究技术创新下的供应链重构决策问题。 既往文献中，有三方面文献与本文研究最为相关。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中，Patterson等[4]开发了一个影响供应链关键技术的模型，该模型提供了对供应链技术创新内部过程更清晰的解释。Tan等[5]通过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和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制约和限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商业化进程，影响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Zhao等[6]研究了企业技术创新与品牌设立之间的关系，发现本土企业必须实施依靠创新的品牌战略才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Zhao等[7]基于某A股上市公司2014-2016年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研究政府补助与企业科研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可以促进研发投入；且二者的关系对民营企业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Yang等[8]考察了工资扭曲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和中介作用，发现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持续上升，但中国制造业子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进展相对缓慢。 其次，供应链入侵方面的文献也与本研究息息相关。Arya等[9]率先研究了供应商的入侵问题，发现供应商（向下游）的入侵行为对下游零售商而言并非总是坏事，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入侵会导致供应商定一个较低的批发单价，从而削弱双重边际效应而实现帕累托改进。Xiong等[10]研究了零售商拥有耐用品销售权和租赁权时上游供应商的入侵策略，发现供应商的入侵会对零售商和整条供应链带来好处。Yan等[11]研究了制造商通过零售商销售新品的前提下，需决策通过直销（即入侵）或第三方销售再制造品的问题；结果显示，相对于第三方销售而言，制造商选择直销策略反而会降低自身及下游零售商的利润。在假设产品质量可以内生决策且顾客对质量存在异质偏好的情形下，Ha等[12]发现当产品的质量成本较高时，供应商的入侵反而对下游零售商有利，而在其他情况下供应商的入侵对零售商不利，而且当产品质量较高时，供应商入侵的可能性更大。在考虑供应商入侵后抢占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并激发制造商公平意识的情形下，Zhou[13]研究了制造商的公平意识对供应商入侵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制造商具有较强的销售优势或较强的公平意识时，入侵可能会损害供应商的利润。同时，制造商因供应商的入侵而受益的可能性也会增强。李海等[14]研究了供应商入侵策略与制造商自有品牌引入策略之间的博弈关系，发现入侵的成本与制造商自有品牌产品的质量水平共同影响了供应商的入侵策略和双方的利润。考虑供应商具有入侵和降低成本的投资决策，Yoon等[15]发现上述投资决策会影响供应商的批发价从而对制造商产生溢出效应，此外当入侵的产品与制造商的产品之间存在差异且市场竞争不太激烈时，投资溢出效应能够实现供应链内部的帕累托改进。Yang等[16]研究了具有产能约束的供应商入侵对制造商产品销量的影响，发现当供应商不入侵时，下游制造商投放到市场上的产品数量可能少于其采购数量，特别是当市场是随机需求时，保留部分数量不出售是制造商的唯一均衡，此时制造商的额外订货决策会驱使供应商放弃入侵。 最后一个方面的文献关注的是供应链重构的问题。Jafarian等[17]研究了新产品开发环境下供应链的配置重构问题，发现新产品开发（NPD）将对供应链生产，销售以及运输计划等配置产生重大影响。Roh等[18]以制造业公司为例，研究了企业如何构建具有全球复杂性的响应供应链，发现响应式供应链的策略不受制造地点变化的影响，但会随公司规模、行业特征、客户和供应商基础等条件而发生重构。Qi等[19]提供了一个供应链策略框架来对案例进行研究，使用从中国604家制造企业收集的数据对精益、敏捷等策略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供应链战略必须随不同的产品特征而发生重构。Aitken等[20]研究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对供应链战略的影响，以一家英国照明公司为例，分析其如何重构其供应链设计以适应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及匹配客户需求。Hoek等[21]引入了一个在国际化战略的背景下分析供应链重构模式的框架，并在八个案例研究中使用了该框架。结果表明，推迟制造的实施不仅需要对物流系统进行重新配置，而且还需要对供应链中其他业务进行重新配置，从而产生跨职能的效果。Sabzevari等[22]在考虑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多目标供应链配置数学模型。该假设模型探讨了供应链管理（SCM）的均衡策略和运作决策。结果表明，不同应对策略的选择以及新产品生产对供应链重构配置有影响。Tian等[23]提出了一种基于图的制造业供应链网络优化配置成本模型，以支持重构决策，以制造企业总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建立了考虑运行成本和重构成本的优化模型，该模型还考虑了外包决策和供应链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