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6.1；D6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3)02-0098-15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3.02.009 促进港澳“人心回归”是国家和平稳定发展的关键议题。自港澳回归以来，国家与地方陆续出台港澳青年跨境发展政策，通过跨境协同与人财物优惠措施更好提升港澳青年国家认同，促进其融入祖国发展大局。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同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相关配套政策出台愈加密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新生代港澳青年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生力军，其对国家政策的响应程度以及对国家发展的参与程度，将对“一国两制”的实践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对港澳青年进行系统分析，是港澳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因而，对以下问题的回应变得尤为关键：港澳青年跨境发展政策对于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否有效？哪些因素影响政策效果？如何动员其更好地响应政策，产生更强的融合效应？这些问题涉及港澳青年跨境发展政策的执行效果和科学评估问题，值得学界深入探讨。行为政策分析是以认知科学的思维方式，以政策科学的理论框架，研究政策认知过程及其影响要素、政策认同与政策行为效果的跨学科分支[1]。本文聚焦于政策的行为效应，对中央和港澳方面出台的港澳青年跨境发展政策进行系统性梳理，并基于港澳青年访谈和549份问卷调查数据，从行为公共政策视野，对相关政策的行为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行讨论，尝试提出精准化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港澳青年跨境发展政策的行为效应 政策的认知行为机制是从微观的个体或群体行为层面诠释宏观公共政策效用的循证研究思路[2]。政策行为效应指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对于公共政策的实质性行为反馈，体现行为改变的影响的自我判断程度，是社会认知理论框架下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3]。在传统的政策满意度等评估研究中，政策效果主要通过目标政策受众的主观感知来反映，调查对象虽然在问卷等回答上真挚地表达自己的态度，但在日常活动中可能仍以既往方式行动，从而呈现言行不一的矛盾[4]，造成政策评估结果与实际效果间存在偏差，无法回应政策可能存在的“行为失败”问题。而人的社会行为是某一时空下制度和人的心理互动和共同塑造的现实行为，制度通过正式制度、现实规则以及潜规则等在与人的心理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作用，进而决定着政策行为效应[5]。因而，政策行为效应能更直观和根本地反映受众对于政策本身的真实意向，揭示政策既定目标能否成功实现[6]。只有目标群体的行为被政策真正地影响和形塑，才是公共政策的理想效果，即为公共政策评价的行为效应问题。作为民众响应公共政策的行为改变程度的体现，政策行为效应是对公共政策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更为科学和准确评估的重要视角[7]。 20世纪70年代行为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为公共政策的行为研究提供了参照，“行为失败”受到关注，催生出助推(Nudge)和助力(Boost)和行为洞见(Behavioral Insight)等政策工具[8]。助推即在保持个体选择自由前提下，以非强制性的干预方式改变选择架构来引导个体行为向预期发展[9]。助力则以干预行为认知或决策环境等方式使人们做出真正符合自身意愿的选择[10]。行为洞见包含助推以及其他基于受众行为的传统干预措施[8]。而从政策受众角度出发，公共政策的执行效能取决于目标群体的政策遵从程度[11]。理解个体行为以增加公共政策的遵从程度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学者们主要从“理性人”与“行为人”两种认知模型对公民的政策遵从展开探讨[12]。政策行为研究可为政策评估、修订以及更新提供科学的研究路径。 对于新生代港澳青年来说，由于历史遗留的制度环境、行政体制以及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认同等因素影响，他们对于公共政策的认受性与内地民众存在较大差异。政策是否被有效响应，不仅在于政策本身设计的质量，更在于响应个体本身的心理动机。 (二)港澳青年跨境发展政策行为效应的影响因素 政策的行为效应首先取决于政策认知。在实践层面，寻找影响信息不对称与行为转化的关键因素需要对目标受众的政策感知过程进行评估[13]。政策知晓度是指作为政策所涉对象的公众对政策内容、价值及其执行方式和落实途径的了解程度，对政策效果具有较大影响[14]。政策获得感构成政策行为效应评价的维度，表现为民众对政策实施成效及社会效应的评价，反映出民众对于政策效益的切身感受，从而影响民众对于政策的态度乃至行为[15]。 政策认同是政策行为效应的心理过程。认同是政策执行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16]，政策受众是否认为政策是为自我服务，关系到政策执行的成果与否[17]，对于港澳青年来说，最核心的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认为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主观、内在的情绪[18]。香港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使香港民众产生了异于内地民众的国家认同心理结构[19]。而多重身份意义的潜在认同竞争，则带来了认同的不稳定性[20]。国家认同不仅包括公民对公民身份、国家制度、宪法等政治元素的赞同构成的政治认同，以及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对祖国同胞等文化因素构成的文化认同[21]，还包括根据本土利益实现而达成的利益认同[22]。国家认同可能会影响港澳青年对政策背后内涵的态度和看法，进而影响其对政策的行为响应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