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23)01-0044-08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重要遗产，一度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绕不开的主题。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用唯物史观分析现实问题时，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就存在经济唯物主义的倾向，其中以保尔·巴尔特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为代表，认为经济因素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唯一原因。马克思无奈于包括巴尔特在内的学者并没有读懂他的唯物史观，恩格斯则批评道，“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1]600，并提出历史合力论的观点予以反驳。然而，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相继逝世，受当时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第二国际内部尤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考茨基对马克思思想的实证化的解读和阐释，使得唯物史观的实证化理解甚嚣尘上。卢卡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状况，重新思考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功能，明确唯物史观的历史性和科学性的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政治哲学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对追求社会革命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政治哲学也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研究范式。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和政治哲学的世界发展表明，唯物史观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表征当代精神，阐释社会现实，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唯物史观阐释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唯物史观的关系研究理应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唯物史观当代发展的重要形态，但不应将唯物史观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即不应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唯一叙事方式。 一、历史思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认知前提 认知前提是某种理论或思想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历史性的思维方式，阐明和反思现代政治制度和人们的政治生活，以期实现构建共产主义的政治蓝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是在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实现的。就黑格尔政治哲学而言，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抽象的历史思维。黑格尔主张“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天性的那精神的世界”[2]。在黑格尔看来，作为国家政治制度重要保障的法律是抽象的精神的存在，甚至整个政治国家都是绝对精神的产物，而国家是个人和家庭的现实根基，真正的历史是哲学的历史，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历史的目的在国家内部才能得以实现。这就意味着，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历史，其思维方式是抽象的历史思维。就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而言，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抽象历史思维，坚持现实的具体的历史思维。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披露了黑格尔政治哲学将家庭和市民社会理解为国家在观念上的想象的活动的观点，即黑格尔政治哲学把家庭和市民社会降格为观念的非现实性的因素。马克思揭开了黑格尔神秘主义的面罩后明确指出，实际的情况是，国家产生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群体之中，“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3]。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的基础不是抽象的观念历史和不切实际的思维活动，而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这即是说，在认知方式上，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思辨的历史思维，坚持现实的历史思维，这种现实的历史思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价值。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确立历史性的思维方式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够具有现实的历史思维，既是因为黑格尔政治哲学抽象的历史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由于费尔巴哈政治哲学无法深入历史的那一度，还是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要求改变世界的思想主旨。就黑格尔政治哲学抽象的历史思维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言，黑格尔政治哲学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在有限的存在中彻底地实现的状态，世界历史也圄于绝对精神的疆域。这种仅限于精神内部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政治活动和历史运动无法实现与现实的物质世界之间的互联贯通，也就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世界的具体问题，这即是说，黑格尔政治哲学所确立的抽象的思辨的历史思维并不能够达到指导解决社会历史难题(尤其是涉及物质利益的难题)的目的。就费尔巴哈政治哲学无法真正深入历史中而言，虽然马克思一度批评费尔巴哈对政治相关内容论及太少，但我们也不难发现，费尔巴哈政治哲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一反传统政治哲学将国家视为政治总体和主要政治形式的观念，将人作为其政治哲学的总体考察对象和内容，认为“国家是无限的、没有止境的、真实的、完全的、神化的人。国家首先是一个人，国家是绝对化的人”[4]。事实上，尽管费尔巴哈将其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设定为人，但是费尔巴哈政治哲学通过直观的方式所把握的人，“完全缺失历史性的原理和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以至于这种哲学所能提供出来的东西，只是滞留于空疏理智之完全无内容的抽象—反思之中”[5]。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政治哲学远未达到马克思政治哲学那样“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6]的深度，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作为类的人的复归的目标。就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主旨而言，马克思针对以往哲学家只能解释世界，无法实现改变世界的现实目标的历史事实，确立其政治哲学以改变世界为理论和实践的宗旨，以期创造更加美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力求改变世界的目标，要求其理论必须具有穿透历史的深度和厚度，也就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确立现实的历史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思维，这里的历史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历史，亦非黑格尔抽象的思辨的无人身的历史，也不同于波普尔所理解的历史主义，而是基于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总体性思维。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确立的历史思维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历史。自然主义将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自然的产物，人类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总之，历史本质上是自然的历史，自然决定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果。针对自然主义的看法，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7]516。历史既包括自然历史也内涵人类历史，两者相互钩联，难以切割。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思维，批判自然主义片面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作用，进而明确指出自然主义忽视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事实，而这种自然主义的历史思维必然导致现实社会中的一部分内容“凌驾于社会之上”[7]500。这即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认为，自然与人类社会是相互影响的，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因而是现实的社会的历史。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确立的历史思维不同于黑格尔抽象的思辨的历史。黑格尔开创性地在庞大的形而上学构筑历史中研究社会现实，就黑格尔哲学的本质而言，黑格尔政治哲学是一种思辨的哲学，这种思辨哲学导致其研究的社会现实只能是观念性的存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遗产，只不过剥离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思辨的神秘的外衣，表明“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7]526。马克思“颠覆”黑格尔观念的社会现实的创新性见解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具有具体性和现实性的本质特征。其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阐释的社会历史，并非波普尔等人理解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德文Historismus)，在波普尔那里等同于历史决定论，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的，即简单地把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理论概括为历史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理解和把握了历史规律就能预知未来的论断，这明显是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理论的误解，事实上，波普尔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批评是对教条化坚持马克思关于某些运动的论断的批评，其现实结果是波普尔本人成了教条化理解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理论的人。其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强调现实的社会历史，坚持历史总体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具体的历史作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认为黑人、纺织机和黄金等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具体的现实条件下才成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们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能探讨和规划社会及其现实。卢卡奇也将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标签，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这种历史就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中从事实践的历史，对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研究和探讨离不开历史总体性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