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化是特定社会理解、获取、创制秩序的方式，是总体性意义上复杂人性的自我实现与自主性的实践证成与诠释方式。个体心灵对现实的合理的价值感受和美好生活的连续性意义体验，来自合乎文明法则的优良文化之普遍性意义的实践性作为。一种本质上先进、合理的文化观念的生成与确立，关涉民族优良的精神生活品质和个体心性秩序的自主建构，其实质在于，为生存和生活在这种文化观念和相应制度环境下的个体，提供一种真确地感知、体验世界的典范性图式。 对马克思文化哲学当代意义的寻索，在于依照观念史所秉承的反身观照和历史性辨识，全面反思由启蒙现代性——一种本质上属“隐性的意识形态”力量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并在场域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的辩证关系，以整体性思维智慧，基于现实的规范性建构实现有效超越，形成、确立具有时代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中国化的新的理念、主题、范式、逻辑和话语表达。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勃兴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文化哲学研究，立足对人类生存意义和命运问题的深彻思考，集中关注了以下主题：马克思有无文化哲学以及究竟什么是马克思的文化哲学，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梳理和背景澄明、马克思文化哲学之独特的理论关切和实践品质，马克思文化哲学的人学价值论关切和当代性资质的获得等。“马克思文化哲学”这一表述直接关涉到两个问题的前提性求证和阐释：马克思哲学观的文化逻辑以及马克思文化观的哲学逻辑。换言之，我们要确证的是，现代思想理论究竟依据何种正当理由将马克思的哲学指认为“文化哲学”，进而认为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文化哲学家”？不仅如此，在文本学的意义上，马克思究竟出于何种动机、在何种意义上，明确地选择并宣称了要以“文化”的方式呈现其独特的新哲学主张？ 文化所关切的是较高层次的人类精神生活的秩序和逻辑，在关涉人类生存之超越性旨趣和本质的意义上，澄明一种哲学是否具有文化的意义，首先要立足其赖以产生的历史、制度、生存与生活现实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复杂的思想情境和观念境遇，进而对这种背景、理据等提供一种合理性的诠释和辩护。有关思想史形态意义上文化哲学的生成契机，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文化哲学的产生，是人类对自身进行更高层次反思的结果。人的这种更高层次的自我认识，发韧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以比文艺复兴更彻底更自觉的革命性，对封建神权进行了猛烈冲击，从哲学中赶走了神学，从而使人们不再借助上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和人类历史。”(何萍、李维武，第52页)马克思是启蒙思想的产儿，深受其文化的全面洗礼，处于现代性文明遭遇内在困境并寻求新的突破和辩证重建的时代，更是历史理性和实践辩证法双重观照下，文化哲学之迷雾重重的暗夜时代。文化哲学的出场和变革，具有历史的、实践的、理论的必然性。它所直接针对的是19世纪以前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抽象理性主义主导下以追求普遍性知识，因而赋予认识论以特权的思辨的精神(意识)哲学。这种哲学在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逐利实践中遭遇多重困境，其所造就的所谓“自由、理性主体”是一个丧失了“人”的全面性、丰富性和深刻性的单一原子化了的存在，一个对自然失去了敬畏，与共同体严重疏离的冷漠的无根的存在，一个因崇拜技术理性、疯狂追逐、迷恋财富的本质异化了的自私自利的享乐的存在。在“欲望”“功利”的高压下，现代社会的集体人格严重的普遍萎缩，人性沉溺于“世俗化”了的当下，在“幽暗意识”中不能自拔。文化失去了追问、确证生存之本质的品格和担当，混迹于污浊的现实，没有了主心骨和灵魂。这导致人类根本没有、也无法真正确立、找到一种确当性的自我成就、自我实现的方式。人类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迷失了，在任性和自我放逐中对真实的、真正的价值、意义问题变得麻木，付之阙如。个体成为无根性存在，呼唤一种新的文化哲学的出场，期望在文化与哲学的双重变革中获得新生。 文化是历史的投影。文化是具体的、现实的，它生成于历史之中，是人类智力活动的结晶，服从的是历史总体性、实践主体性、价值自主性以及文明超越性的逻辑。一定的文化观念通常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甚至决定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风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了认识人类历史的“科学”视角：“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因此，“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同上，第66-67页)就历史与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马克思在超越其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强势的主导性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文化哲学的新视野，确立了有关历史进步性意义认知的新范式。 基于观念史的逻辑，整个19世纪，派别繁多的西方文化哲学，通常被归结为“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两大基本路向。前者以狄尔泰、斯普朗格、柏格森(生命哲学)为代表，注重现代性生存个体的“文化生命”，后者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强调有关“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甄别与研究。就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秉持的是实践批判的立场。这一新的文化哲学关注的是“现实的个人”及其具体的、感性的历史活动。马克思以反思批判的姿态审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理念，直面自我意识的矛盾，走向了对现实个人的生命的文化哲学探究。“这在文化哲学的研究路向上似乎更接近于历史主义，却又与历史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历史主义把人的文化生命的研究封闭于人的精神世界，而马克思则力图从人的精神世界中发现挣脱这个精神世界的内在欲望和实现这一欲望的必然性与现实性。由于这一发现，马克思创造了一种实践的文化哲学。”(何萍，第6页)这一见解启示我们，马克思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现实”本位的文化哲学的叙事方式。在整个文化思想史的谱系中，这种方式深刻变革了以往的抽象理性本位的叙事逻辑，从根本上矫正了现代文化哲学的坐标方位，真正进入思想史的视野，并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马克思文化哲学的诠释方式，本质上与对现实的实践批判具有内在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