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文明整体面对来自政治、经济、生态、科技、国际关系、治理等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形成了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危机。这种整体性危机催生出对文明本质的思考以及探寻人类新文明形态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对文明本质的探寻也就是整体文明观的问题。历来人类整体文明观交织着进步论和实体论两种观念，两者虽然无法完全割裂，但是倾向不同。早期文明观念倾向于进步论，将文明定义为开化和进步，与愚昧相对应。而近现代以来，尤其以汤因比和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将文明实质等同于基于文化、民族、国家的社会共同体，从而产生了文明竞争与淘汰的实体冲突观。显然，这种观念窄化了文明本身所具有的深远的知识性与进步性。因此，在构建人类新文明形态时，必须要回到进步性这一文明本意。回顾人类历史可以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众多的文明实体，然而，绝大多数的文明实体都在历史上消亡或者长期陷入发展的停滞阶段，这背后隐藏着对文明本质和观念的不同倾向性认识。而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构建，必须要破解文明消亡和停滞的历史性难题，建立能够支撑人类持续性进步的新文明范式。 从进步性的角度来看，文明就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具有进步性的精神与物质成果。因此，文明是人类主观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所凝结的产物，这种产物在具象世界中表现为具体的物质、制度和文化创造，其背后则是人类整体知识结构的累积和进步。也就是说，文明相对于野蛮，最本质的体现是人类社会知识体系的立体构建，这种构建来自实践并推动实践发展。因此，从进步意义的文明观角度而言，文明是一种知识结构。当然，对于何种文明观的理解，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其中涉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问题，从人类长远的历史性进步角度而言，都需要确立不同于实体观的整体文明观。人类若想摆脱文明冲突和走上持久性的文明进步之路，就必须要回到文明的进步性和知识性的本质上来。 文明与文明观 文明这一词，英文为Civilization，是Civilized(开化的)和Civil(市民的)的变体，来自拉丁文Civis(市民)，本身意味着相对于野蛮的进步状态。在中文中，早见于《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指的是文德昭昭、智慧深远的意思。《易传·文言》又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通纹，斑驳交错之意，“明”为日月昭昭之态，“文明”呈现出天下多姿多彩而光明大放的状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明都意味着开化、繁荣和进步。因此，文明可以被定义为人类社会中进步性、良善性、先进性的成果总和。 近现代人类对于文明的探讨，始于启蒙时代，伴随着对于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反思以及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经济社会政治的大发展和大变革。早期的欧洲文明研究完全是针对愚昧的欧洲宗教封建制度的，如孟德斯鸠和大卫·休谟提出的文明政体论。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区分了文明的政体和野蛮的政体，他把专制政体称之为利用恐怖统治的政体，①而文明的政体最重要的是制定了明确的规则也就是法。休谟则隐含地勾画了四种形态的社会发展阶段：野蛮的社会、古希腊古罗马社会、封建社会和商业文明社会。②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思想家们则明显区分文明与文化，反对法国启蒙派的刻板统一的文明观，认为其内生性地蕴含着实体扩张的倾向，这体现了德国的文化自觉意识，③对于今天反思传统文明观的局限具有启示。对文明的比较影响很大的研究见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它将人类发展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④这一讨论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积极响应，并为福泽谕吉、梁启超等一大批东方启蒙思想家所借鉴。如恩格斯指出，“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要求作出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⑤ 在东方，作为影响日本乃至东亚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指出，文明是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同时亦指出“文明之为物，至大至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以文明为目标的”。⑥根据这一对文明的界定，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定义为三个阶段：野蛮阶段、半开化阶段和文明阶段。这一思想不仅在日本影响深远，也对于清末变法图强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们影响很大。如梁启超就深受其影响，在其《文野三界之别》一文中，沿用了与摩尔根和福泽谕吉类似的分法，将人类划分为“野蛮之人，半开化之人，文明之人”。⑦当然，梁启超、严复等中国启蒙学者与福泽谕吉主张彻底西化亦明显不同，中国启蒙学者深受中华文化传统熏陶，更加具有文化自信，强调中华文化本身的文明价值。例如严复早年反对传统文化，但中晚年后逐渐冷静反思，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为《群学肄言》时，在译序中就大为叹服，认为此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⑧ 由上可见，近现代早期启蒙思想家虽然皆意识到文明具有进步和实体两层含义，但更倾向赋予文明以进步的本意，以与人类的原始与野蛮状态相区分。而进入20世纪尤其是冷战以后，世界形成了以两大阵营为基本划分、多个国家群体对抗的格局，这使得文明的概念越来越具象化、国家化、实体化，这时候文明就逐渐等同于国家或者文化趋同的国家群体。典型的代表就是汤因比和亨廷顿。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将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划分为28个文明，认为其中18个文明已经死亡，除了濒死的2个外，现存的7个文明正处于西方文明的威胁之下。⑨亨廷顿则更为直接，认为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当今世界主要有七八种文明的互动，而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其中对西方文明最大的挑战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⑩这种实体文明观显然是将文明狭隘化，忽略了文明本身的进步意义，从而加剧了文明之间的对抗。在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以人民为本、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弘扬道德、完善制度、保护生态等发展文明观。在7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陆续形成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完善了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观念，从而形成了五大文明协同发展的系统文明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