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城市末端配送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敏,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管理学院工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管理控制(济南 250357);夏同水(通讯作者),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与产业组织(济南 250014)。

原文出处:
经济问题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让“无接触配送”家喻户晓,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也使城市末端配送模式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基于Ballou二维矩阵决策模型构建城市末端配送模式转型升级的内生与外生动力机制模型,内生动力考虑增加防疫成本下送货上门、快递柜自提、便利店代收、共同配送四种末端配送模式的成本优势,外生动力考虑疫情防控要求从政府支持力度、消费者满意度、快递企业管理效率三个层面对四种模式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现实案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后疫情时代,快递柜自提模式具有最强的转型升级内生动力,共同配送模式具有最强的外生动力,总体而言,快递柜自提模式是未来城市末端配送体系的首选,共同配送和便利店代收模式次之,送货上门模式转型升级动力最弱。研究结论为后疫情时代城市末端配送体系的完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期刊代号:F14
分类名称:物流管理
复印期号:2023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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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我国各行各业产生了巨大影响,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全力“抗疫”,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这个时代疫情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小规模爆发,而且迁延较长时间,影响复杂而深远[1]。后疫情时代也进一步促进了互联网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2021年,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超1000亿件,平均每天就有近3亿件快递,其中城市快递量占71.5%,然而,“最后一公里”配送效率低下,快递员日均派件量持续较低,成本在配送总成本中占比超60%,其中人力成本为主要因素[2]。从发达国家末端物流实践经验来看,智能快递柜、便利店代收等“自提”模式优势明显。我国自2013年以来发布多个政策文件,提出“支持城市末端配送点建设,大力发展智能快递箱”,但据2018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我国快递柜投放数量虽然逐年递增,但快件入柜率却不高,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严重亏损状态。推测原因可能是消费者“线上购物配送上门”的习惯已经养成,认为“自提”不够便利,专家也证实“消费者的‘态度’对采纳自提服务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疫情防控之下,“无接触配送”已成为我国城镇居民“无奈”之下的选择,并逐步养成了自提习惯,这似乎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百米”的难题提供了新机遇[4]。

      那么,后疫情时代,送货上门、快递柜自提、便利店代收以及共同配送哪一种模式是未来城市末端配送的主流,配送体系转型升级的方向又在哪里呢?本文以快递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快递末端配送模式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两个维度构建基于Ballou二维矩阵决策模型的动力机制模型,内生动力考虑增加防疫成本下送货上门、快递柜自提、便利店代收、共同配送四种末端配送模式的成本优势,外生动力考虑疫情防控要求从政府支持力度、消费者满意度、快递企业管理效率三个层面对四种模式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际案例进行验证,以探讨四种末端配送模式的采纳动力。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城市末端配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配送服务影响因素、提升路径以及配送模式选择等方面。

      第一,末端配送服务方面。有学者认为服务可靠性、便利性、经济性、响应能力是影响末端配送服务的关键因素[5],众包配送[6]、大数据协同创新能够提升末端配送服务水平[7],陈义友等基于随机最优反应均衡,构建了在消费者有限理性条件下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末端配送模型[8],还有学者运用优化算法研究了订单配送车辆动态路径优化方案,给出了解决末端配送效率的方法[9-11]。

      第二,末端配送模式选择方面。国外学者对城市末端配送模式研究开展得较早,2001年,Punakivi等最早提出“无需等待签收”在运送的成本和效率方面是最优的[12],其后“自提模式”被国外广大学者所认可[13]。国内学者储涛和贾伟强建立了物流配送模式的系统结构模型[14],李嘉晨和王艳从物流契约关系入手,分析了共享智能柜被动接受和主动合作两种情形下用户与快递员的演化博弈策略[15],王泽鹏认为共享配送模式能够有效提高车辆装载率并降低配送成本[16],陈益群、陆华等论证了设立“自提模式”的必要性[17-18],王旭坪等考虑征收碳税情况下不同末端配送模式的成本,表明当订单量较少时,采用送货上门模式最合理,随着订单量增多,选择自提柜还是自提点模式取决于自提柜费用和第三方收取的提成比例[19]。可见,专家学者对于该命题研究结论不一。

      第三,后疫情时代末端配送模式方面。国外学者Dariusz Milewski对比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下波兰广泛应用的两种快递末端配送模式——送货上门和自提柜模式的能源效率,证实自提柜模式能够帮助减少燃料消耗[20]。国内学者对后疫情时代末端配送研究热情高涨,但以定性研究为主。张喜才提出在疫情影响下可通过增设前置仓完善末端配送模式[21];杨双鹏等提出“卡车+无人机”的联合“无接触”配送模式[22];胡卉等通过考虑医院优先级别与物资满足程度对疫情下医用防护物资无人车“无接触”配送模式进行了优化[23]。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时效性、便利性、安全性是影响城市末端配送效率及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快递柜、代收点等自提模式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在研究城市末端配送模式的选择时,或以成本为依据进行定量分析,或通过理论、案例进行定性分析,但都未考虑疫情影响因素,而且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因地域差异存在偏差,从内外因两个角度综合分析末端配送模式选择的研究较少,考虑后疫情时代特征综合研究末端配送模式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的研究更是没有出现。因此,本研究丰富了末端配送模式选择的相关理论,也能够为城市末端配送体系完善发展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

      三、城市末端配送模式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研究

      (一)城市末端配送模式转型升级动力机制框架模型

      受美国物流学家Ballou提出的物流模式二维决策模型启发[24],后疫情时代城市末端配送模式转型升级动力机制框架模型由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个维度构成。内生动力从配送成本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配送环节所涉及的运输成本、人力成本以及疫情防控成本等;外生动力主要从政府、消费者、快递企业三个角度分析,主要体现在推动配送模式转型的相关方针政策、消费者对服务模式的感知力、市场需求、技术发展以及疫情防控等方面。该框架模型以内生动力作为横坐标,外生动力作为纵坐标,将平均线作为分界线,将平面划分为Ⅰ、Ⅱ、Ⅲ、Ⅳ四个区域,每个区域代表了转型动力的不同强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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