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实现了制造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史跨越，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然而，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际动荡局势的不断演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资本市场及虚拟经济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增长动能，因此纷纷出台“再工业化”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健康稳定发展形成了不小的阻力。据Bossche等（2022）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最新定义，美国制造业回流不仅包括其高端制造业的本土回流，也包括中低端制造业近岸（墨西哥）与友岸（印度、越南）回流。为实现供应链“可控”这一最终目标，美国推动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的产业本土化、拉拢盟友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阵营化（张锐和洪涛，2022），利用政治与经济双重手段促进制造业流向其本土、近岸与友岸国家。对外采取“逆全球化”措施，高筑制造业关税壁垒、严格限制技术出口；对内增加高新技术投入、实施税收补贴，拟通过提升高端制造业竞争力集聚全球制造业，增强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力。针对全球供给与需求双中心的中国，美国一方面对华实施技术封锁，压缩中国全球化产业的发展空间，阻碍“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现；另一方面不断向其他国家施压，引发其他国家“去中国化”的协同效应。在国际社会持续推进“再工业化”的背景下，厘清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方式与效果，探究其对中国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对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有关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另一类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动因与影响。影响供应链安全的因素主要有灾难性风险、供给风险与需求风险（Wagner和Bode，2006）。Bogataj和Bogataj（2007）试图通过分析全球商品生产的位置分布、运输及全球质量与数量的需求，对全球供应链的内外部风险进行测度。较多学者也从外部依赖风险、进口集中风险、进口价格波动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等角度分析特定行业的供应链风险（Hubbard和Hubbard，2013；魏艳骄等，2021）。因新冠疫情爆发与国际动荡局势的升级，考察供应链风险中灾难性风险的文献也逐渐增多（程国强和朱满德，2020；Bonadio，2020）。此外，关于全球供应链风险的应对也是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国内学者综合考虑新形势下中国供应链面对的挑战，结合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需求，从主体要素与结构要素两方面提出保障中国供应链安全的路径，如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等（李天健和赵学军，2022；李雯轩和李文军，2022）。 目前，美国制造业回流现象已经得到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制造业回流决策往往是由成本因素的变化所驱动的。此外外部冲击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激励措施、碳排放等制度因素，也会对企业的回流战略产生影响（Manning等，2008）。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影响方面，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的回归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主要体现在能源化工、电子产品和运输设备等细分行业（Pollin和Baker，2010；Vanchan等，2018）；也有学者认为制造业回流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小，尽管美国制造业回流增加了总就业人数，但是制造业就业占比一直在持续降低（张亚斌等，2020）。Bonvillian（2016）认为过去数十年的去工业化使美国再工业化面临巨大挑战，美国制造业向本土的回流更多地发生在计算机、电气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纺织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美国本土回归的效果并不乐观。桑百川和王绍逾（2022）通过构建RCA指数，发现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政策对其总体竞争力的提升效果不明显，但显著提高了中高技术领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随着美国制造业回流进程的持续推进，学界逐渐开始重视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制造业带来的风险，但因美国制造业回流与供应链风险具有较难量化的特征，鲜有将美国制造业回流与中国供应链安全两者结合起来，并探究其内在机制的文献。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研究思路上，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不同类型出发，基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厘清其对中国供应链生产风险、销售风险的影响机理，并据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方法上，借鉴优化相关学者对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量化指标，测算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与中国行业层面的供应链风险指数，并对其演变趋势与行业差异进行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认为供应链安全就是供应链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供应链危机爆发的概率或者风险。梳理供应链风险来源的既有研究，学者主要从供应链生产和销售两方面来分析（Wagner和Bode，2006；宋华和卢强，2017），即主要考察供应链上下游的畅通程度。因此，影响供应链安全的因素就是能够对供应链上下游通畅程度产生影响的变量。美国制造业回流属于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范畴，具体包含三种形式，一是本土回流，即制造业回流至美国本土；二是近岸回流，即制造业回流至其周边国家；三是友岸回流，即制造业回流至与美国长期保持“友好”的国家。这三种回流方式均会增强美国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通过投资、贸易等经济转移效应对我国各产业供应链条的中间品生产与销售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