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本是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序言，不意“下笔不能自休”，以至“篇幅几与原书埒”，遂不得不对蒋书“宣告独立”。①这本只花了15天写成的小书，一举成为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似乎首先应归功于它形式上的优势。用今日常见的学术八股术语来说，此书论点鲜明(清代学术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结构清晰(将清学发展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比诸佛教所称生、住、异、灭四相)，秩序井然，极易把握，受到读者欢迎，本无足异。连胡适读后，也深表佩服，坦承：“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② 《概论》的成功亦和它有效利用了“文艺复兴”一词的影响力有关。从晚清开始，寻找或开展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少数几个能够跨越不同思想派别边界的共识性观念之一，凝聚起知识人的集体梦想。③《概论》写作前后，以北大师生为主体的“新思潮”运动正是如火如荼，而他们就在有意无意中将文艺复兴作为自己追仿的样板。因此，以往人们说到“中国文艺复兴”，就多想到《新青年》和北大一派人马，目光聚焦于胡适等人。④但事实上，梁启超早就是这一理念的推手，此时再次揭出此一旗号，虽缘于为蒋书作序这一直接背景，却也颇借助了“新思潮”的光华(同时也推助了后者的声望)。近年有学者注意到“梁启超系”(或“研究系”)在推动新文化方面的贡献，称之为“另一种新文化”或“另一场新文化运动”。⑤可以说，文艺复兴正是这两个新文化运动的共享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一系最早称他们倡导的运动为“文化运动”，为了区别起见，本文在特指后者时称为“(新)文化运动”。 以梁启超的声望和地位，对他的研究早已是汗牛充栋，其中关于《清代学术概论》的专论也有不少。⑥这些成果多聚焦于此书对20世纪以来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影响，而对其采用的“文艺复兴”这一意象的作用关注不足。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中国文艺复兴”的概念出发，重新梳理此书的主题与论述目标及其引发的时代反响。具体来说，我要探讨的是：梁启超怎样以文艺复兴为参照，整理清代学术史的发展脉络？这一主张激发了怎样的反响，又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此，我们需要重建《概论》的互文网络，通过对读《概论》和与之具有直接对话(包括引用、反驳等)关系的文本，抉发书中一些前此较少受人关注的议题。⑦ 一、《清代学术概论》的互文网络 《清代学术概论》因“序”成“书”，不能只看作一桩学林逸事，更提示出梁、蒋二书存在的紧密互文关系。任公在撰文之初，并无“独立”之念，下笔之顷，自然有意识地对蒋书有所呼应。因而，要透彻把握《概论》中某些表述的内涵，需要从《欧洲文艺复兴史》中寻找理解线索，这两本书具有明显的共生关系。⑧比如，在国家图书馆藏《概论》稿本(应完成于1920年12月18日至1921年2月之间)中，蒋书被称作《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想来即是它的本名，而在正式出版时删去“时代”二字，自然醒目不少。不过，对本文来说，了解这一点更重要的价值是，我们可以据此知道，为何《概论》开篇劈头就有一段对“时代思潮”的议论；书中所提“清代思潮”的命题，当然也要放在这一原初语境下理解。⑨ 和梁启超一样，蒋百里也很早就对文艺复兴产生兴趣。1903年，他在《浙江潮》上表示，“欧洲文明进化”以“古典兴复时代”为先导，若要“由黑暗时代而进入文明”，“必经”复古阶段。盖“复古”的实质即“扫除其恶习惯，而复古人创业之精神是也”。⑩所谓“古典兴复”即是文艺复兴的异名，在这里已被看作一个“时代”，而“时代”二字又是在历史进化论的意义框架中使用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显然延续了这一使用方式。不过，那时至少梁启超对文艺复兴的认识还是纸上得来，他真正产生切身感触，还是1919年旅欧期间，在法、英、意、德亲见文艺复兴时期众多建筑、绘画、雕刻作品。1919年6月，他在家书中提到，那些“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与“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皆使其大受“刺激”，自觉“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虽然这一“革命”的具体内容他那时还说不清楚。(11)此外，梁、蒋共同听过巴黎大学图书馆主任Smédée Britch(白黎许)有关文艺复兴的讲演——蒋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参酌群书”写成。(12)故这次欧洲之旅实是这两部著作共同依托的语境。 梁启超的旅欧心得，主要写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和《欧洲文艺复兴史》一样，它也是我们了解《概论》所由产生的心性氛围时必须直接参考的文本。不过，此书题中有“节录”二字，意谓它并非全本。比如，他们在意大利的游记就完全阙如，读者实在无从想见他面对文艺复兴艺术作品时的具体感受。《欧游心影录》提到文艺复兴的段落，主要集中于第一部分《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其中既有具体细节：伦敦西敏寺有奈瑞(牛顿)墓，“上头的墓志铭用拉丁文Isaci Newtoni，连他名字的拼音都改了。当时受文艺复兴的影响，好古实在好得有趣”；亦有宏观性的思考： 要晓得时代思潮，最好是看他的文学。欧洲文学，讲到波澜壮阔，在前则有文艺复兴时期，在后则推十九世纪。两者同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但气像(原文如此。引者注)却有点根本不同之处。前者偏于乐观，后者偏于悲观。前者多春气，后者多秋气。前者当文明萌茁之时，觉得前途希望汪洋无际，后者当文明烂熟之后，觉得样样都试过了，都看透了，却是无一而可。(13) 这两处议论，前一处侧重于“复古”，后一处侧重于“解放”，两者合观，正好是他为清代学术所下总评：“以复古为解放。”(14)值得注意的是，任公将“思想解放”分为乐观与悲观两种，以文艺复兴为乐观的代表，19世纪的思潮则是悲观的代表。无论其是否有意，这一判断都相当敏锐地抓住了许多身历战争者的切身感受：一位协约国方面的士兵在1918年3月就已宣布：“文艺复兴破产了。”(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