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3)01-0143-15 作为一个政党名称，“国民党”是20世纪以来国人最熟知的两个政党名称之一，常常习惯性指称以孙中山作为党魁的“中国国民党”，即从清末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及后又次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政党。有意思的是，若论国人率先以“国民党”之名组建政党，恰为孙中山在清末民初的政敌康有为与梁启超(历史上二人合称“康梁”，后面行文简称从之)。 在通行的历史叙述与认知观念中，清末时期康梁的政治活动以保皇、君主立宪为宗旨，先后组织保皇会、帝国宪政会等政治组织，似乎很难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历史事实的吊诡之处在于，恰是辛亥革命后进入共和的第一年开端，康梁立即着手将海外由保皇会改组的帝国宪政会改建为国民党，作为从事政党政治、谋开国会、角逐政权的政治工具。 然而，由于康梁组建的“国民党”后来另改其他党名，且鉴于“国民党”党名反为政敌中国同盟会改组时所攘夺，在事后似颇有些羞于启齿，以致相关史实隐而不彰。加之此事为康梁政治分野的一大关键，在康梁先后逝世后，友朋及后人编纂年谱时虽有记载，但多点到即止，比较简略，加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油印本)》流传不广，此事亦未引起学界深究①；或以政治失利而讳言实情，反以公开的表象立论，将梁启超回国组党引向拥袁的论调，隐去康梁海外、海内双向组党及实际联合黎元洪的秘密行动，如1952年康门弟子伍宪子所著《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对帝国宪政会改组国民党的论述，将此事置于不太重要的地位，仅仅一笔带过。②以当事人追述往事，其意见更易误导后来人的认识。 由于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康梁组建国民党之事较少引起海峡两岸学界关注。直到1982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从康有为家属捐赠的文书选编《康有为与保皇会》，披露几份帝国宪政会组建国民党的重要文告及信函。③这些资料很快引起章开沅先生的注意，随后在《同盟会会名探源》一文中指出不仅革命党组织同盟会受日本民党组织影响，而且保皇会亦受影响，“还有一件过去未曾发现的事情”，即康有为1912年2月19日致书海外，将帝国宪政会改组“党名为‘国民党’，旗用五色”④。或许囿于固有观念认知，或因此事原委较为隐秘，且相关文献过于分散，这使得康梁组建国民党的缘起及废止的史实迄今仍然不太清楚。 本文在《康有为与保皇会》文献汇编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近些年来先后整理出版的《康有为往来书信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梁启超全集》等文献中涉及康梁改组国民党史事的信函资料，同时结合海外保皇派、革命派的报刊，大体能够呈现这一隐僻史实的来龙去脉，并且得以揭示康梁在清帝逊位后同时谋划整合海外、海内政治力量角逐中华民国政权的秘密布置，为深入理解从帝制到共和的政体变革后各方政治力量的因应举措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改党名为“国民党” 在康梁一派的历史叙述中，从强学会开始，他们一直是中国政党的最早发起者。在经历庚子勤王失利后，随着清朝预备立宪运动的展开，他们因应国内政治风潮，改组保皇会为宪政党，一方面秘密联合国内立宪势力组建大党，另一方面运动清廷亲贵谋求开放党禁，希望角逐国内政权。在辛亥革命后，康梁抛出的“虚君共和”主张和各类谋划活动落空后，迫于清帝退位的大势，只得以将希望寄托于政党政治，欲以组建“国民党”来挽回政治上的颓势。⑤ 1912年初，康梁以“国民党”重组海外政治势力，并非偶然和独立的历史事件。在刚刚经历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千古制度变局之际，至少有三个不同政治团体欲以“国民党”为名组党(此外还有“统一国民党”名目)，虽党名相同，但政见、宗旨却存在巨大差异。不同政治团体，甚至彼此对立的政治团体，不约而同借用同一党名“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的多元趋向，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多歧性”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个政党名称和政治概念，“国民党”在清末起初用来译述外国政党活动，后为国人所接受，以之来组党。据《申报》检索系统，早在1892年，即有报道以“国民党”记述日本政争新闻，如《蛉岛采风》记称：“此次选举议员，自由党与国民党意见不合，视若仇雠，咸以争强为事，因打架而致命者，彼此皆有，迄今尚未罢息。”⑥在清末立宪风潮之中，国人译述外国“国民党”的史迹颇为频繁，不止邻国日本，尚有英国、法国、俄国、爱尔兰、南非、埃及、波斯等国政党中的“国民党”，其中固然有可直译为“国民党”者，但亦有意译者。 清末译述外国新闻中的“国民党”所涉相关史迹真伪固然为一个问题，但更准确地反映出当时国人对“国民党”在政党政治中的两种定位：一是相对于执政党的“民党”，以伸张“民权”为政治诉求。1903年1月12日，针对日本天皇解散议院议员之事，《申报》发表评论，称“民权之说乃渐兴，而党人之祸乃渐炽。夫日本之开议院岂真欲委其权于下民哉，而民气嚣张，以为人既生而有自主之权，何可受人约束，于是彼立自由党，此立宪政党，彼立改进党，此立国民党，大张旗鼓，迭相称雄，而向之患民气郁而不宣者，今乃转而患民气之凌竞奋厉矣。”⑦二是因应革命而生兼具“革命党”与“民党”双重性质。如1908年于式枚考察普鲁士宪政情形，所述普鲁士“国民议会”缘起时称：“当法国之再倡革命也，其势益震，诸国民党蜂起，而柏林市民和之，举代表人诣王宫，求开国民议会”⑧。受域外政治形势影响，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国同盟会，就是希望兼具“民党”与“革命党”双重性质，故报刊、主义均冠之以“民”。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