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台湾初期的军用“台湾语”教科书

作 者:
崔蒙 

作者简介:
崔蒙,文学博士、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讲师。

原文出处: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内容提要: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并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以同化台湾民众。据台初期,因为闽南方言带来的语言障碍,日本殖民者不得不学习“台湾语”,即台湾民众普遍使用的闽南方言,并编纂了多部教科书。《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和《台湾语》是当时日军使用的两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其内容具有鲜明的闽南方言口语特点,并包括大量的军事用语,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殖民统治色彩。整体来看,这两本教科书较为粗糙,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声调标记,汉字使用也很随意。可见日本据台初期的“台湾语”教科书主要是为了消除语言障碍,以服务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从本质上说,日本据台初期的“台湾语”学习及“台湾语”教科书,是日本对台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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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为从语言上策应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野心,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日本编写了大量军用汉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绝大多数都是北京官话教科书,汉语方言教科书相对较少。而在1895年侵占台湾以后,日本为了消除闽南方言带来的语言障碍,便于实施殖民统治,开始对所谓“台湾语”(即台湾闽南话)的学习和研究,编写了不少教科书和辞典。“台湾语”教科书的数量因此迅速增加,在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中占有不小的比例。

       国内学界对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①,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北京官话的汉语教科书,对汉语方言教科书少有涉及。日本学者对“台湾语”教科书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内容却相对全面,包括资料整理、历史背景分析、辞典编纂、语言政策等方面②,但对军用教科书及其性质的论述较少,鲜有对单本教科书或某一时期教科书的深入分析。

       本文以《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和《台湾语》两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梳理日据台湾初期日本对台湾民众语言“同化”政策及学习“台湾语”的背景,介绍这两本教科书的编写情况,分析其语言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归纳日据台湾初期日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的性质,并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语言政策加以讨论。

       一、日据初期日本殖民者的“台湾语”学习

       日本殖民语言政策有其独特的历史根源。明治维新前,日本各藩彼此封闭隔绝、方言不通,当时的日本人大多只有藩国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更没有“日本人”的意识。③明治维新后,日本结束幕府统治,由封建国家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并很快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统一的民族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身份认同作用。许多日本学者就确立“国语”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身为国语学者和文部省官员的上田万年主张以中央集权的方式统一语言④,认为可以通过“国语”塑造“国民”与“国民精神”,最终形成“国家”。上田赋予“国语”极高的政治意义,认为“日本国语,正可谓日本人精神之血液”⑤,其论文集《为了国语》的扉页上也写着:“国语乃帝室之藩屏,国语乃国民之血液。”⑥上田的主张符合当时日本高涨的国民意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较大的影响力,其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和殖民地语言政策中都有所体现。

       在侵占台湾之前,日本并没有一块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台湾就成为日本实行殖民统治和殖民语言政策的“试验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的理念与上田万年可谓一脉相承,主张通过教育同化台湾民众,使之成为“日本国民”,而语言同化是重要的路径之一。伊泽赴台后在台湾开办“国语”传习所,之后又建立“国语”学校,向台湾民众教授日语。伊泽在台的时间虽然不满两年,但其“国语”教育政策却贯穿于整个日本据台湾时期。随着“国语”教育的强制推行,台湾的日语普及率逐渐增加,在日据后期的“皇民化运动”中,台湾民众更被迫放弃汉语,使用日语。

       伊泽修二虽然带着实践“国语教育”的“雄心”赴台,却没有了解台湾的语言状况并做好充分准备。也许不仅是伊泽,当时大多数日本官员和学者都错误地判断了台湾的语言状况。曾有去过台湾的日本测量师表示,“在熟蕃和中国人居住的商业地区,会汉语的日本人可以交流无碍,如果不会汉语,也可以笔谈沟通”。⑦这里所说的“汉语”指的应当是北京官话。然而在当时的台湾,会说北京官话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占比极少。

       台湾的人口构成并不复杂,除少部分被统称为“高山族”的土著居民之外,日本侵占台湾之前的人口主要是明清两代由大陆渡海迁入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广东这两个沿海省份,据统计,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福建泉州、漳州,人数约占大陆汉族移民的80%,还有一部分来自广东的潮汕、惠州等地,人数约占15%。⑧在汉族移民来源地中,福建泉州、漳州和广东潮汕地区使用闽南方言,广东惠州则主要使用客家话。整体来看,当时台湾绝大多数汉族人都使用闽南方言⑨。

       在汉语诸多方言中,闽南方言保留了入声、-m韵尾等中古汉语的语音特征,韵母和声调尤为复杂,词汇也与北京官话有所差异。由于对闽南方言毫无准备,日本军队和官员在台湾遇到了很大的语言障碍。伊泽修二带着100多名翻译随行赴台,但抵台后却发现“历来熟稔官话底翻译官之属亦几乎不能发挥其作用”。⑩台湾总督府中的9名翻译官中没有一人能听懂台湾当地话,与当地人的沟通往往需要通过北京官话或英语进行二次翻译。(11)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深切地感到:“在台官吏若不通晓台湾话,就不能直接接触本岛人,履行职务就有很多不便。不仅如此,还会缺乏与台湾民众的意志沟通,并在施政上感到极大的障碍。”(12)在此情况下,尽管日本欲通过“国语”教育同化台湾民众,但在侵占台湾初期,日本人不得不学习“台湾语”。

       为了便于与台湾当地人沟通,台湾总督府迅速组织日本人学习“台湾语”。从1895年12月起,日本殖民当局开设“台湾语讲习所”,供日本总督府人员学习。同时,培养日语教师的“国语学校师范部”也设有“台湾语”课程,课时占到每周总课时的三分之一。(13)为实行殖民统治,学习“台湾语”的群体主要是日本军队和警察。1898年成立的“警察官及司狱官练习所”即设有“台湾语”课程,台湾总督府也编纂了多部军用教科书。

       关于“台湾语”一词,在此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自侵占台湾以来,日本就以“台湾语”指称台湾民众普遍使用的闽南方言。日据时期编纂出版的闽南方言教科书、研究专著和辞典也大多冠以“台湾语”或“日台”等名称。即使现在,日本研究者仍然沿用了这一名称,但这一称谓显然并不恰当。从汉语方言分区来看,台湾汉族人口使用的闽南方言属于汉语闽南方言泉彰片,是汉语闽南方言的典型代表,将其称为“台湾语”是极不准确的,准确的称谓应该为“台湾闽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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