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复兴视域下的“震旦”意蕴再造与词语流行

作 者:
任晔 

作者简介:
任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原文出处:
人文杂志

内容提要:

清中期以来“震旦”一词逐渐走出佛典,先被西北史地学人用作国名别称,后被晚清趋新人士用作国名代称。民国以后,“震旦”被广泛用作企业商标、机构名称、书报刊名和个人名号,成为时代流行热词。“震旦”在近代中国的流行,既有其传统词义“衣冠文物之国”“东方日出之地”极具正面色彩的内在原因,也有章太炎、王拱璧等人积极提倡的外在原因,更是其“中华复兴曙光”时代新义与国民心理契合的时代选择。中国社会各界以“旭日”“醒狮”“雄鸡”等图像元素描绘“震旦”,寄托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期盼;中国地质学人发起以“震旦系”为旗帜的学术救国运动,为新兴的中国地质学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总的来看,“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流行,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参与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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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1;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01-0100-13

       “震旦”(梵文,罗马字转写为Cīna-sthāna①)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最早见于东晋时期印度来华高僧帛尸梨蜜多罗的《佛说灌顶经》汉译本。②其中“(Cīna)”意为“文物、思维、智巧”,③“(sthāna)”则指“地点、位置、住宅、住所”,④二者结合,意为“思维之地”“文物之国”。⑤作为舶来词的“震旦”在华流行的前一千五百年间(东晋至清初),基本局限于僧侣、居士的佛学论著中,并未被国人广泛使用。⑥然而,清中期以来“震旦”一词逐渐走出佛典,先被西北史地学派用作国名别称,后被晚清趋新人士用作国名代称。民国以后,“震旦”与“雄鸡报晓”“日出东方”等图像元素相结合,被广泛用作企业商标、机构名称和个人名号,一度成为时代流行热词。

       陆建德在《词语的政治学》中提出,一则词语的流行“既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⑦“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流行,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对外交流日增的现实需求,体现出国人追求复兴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又参与到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昆廷·斯金纳提出“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主张将文本研究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关注时代核心议题,分析文本对时代议题的介入。⑧这一方法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震旦”一词的流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通过还原“震旦”一词流行的时代背景,分析国人在何种语境下、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震旦”,进而解释其流行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近代中国“震旦”的流行与相关历史进程的关联和互动。

       一、逐步走出佛典的“震旦”:中国近代“震旦”一词流行的背景

       自东晋至清初,“震旦”或见于周边各国致中国的国书中(如呵罗单国、⑨中天竺国、⑩干瑽利国、(11)盘盘国(12)致刘宋、萧梁国书),或见于中国僧侣注解经文、阐发佛理的著作中(如唐朝法琳《辩正论》、(13)宋朝法云《翻译名义集》、(14)明朝一如《妙法莲华经科注》、(15)清朝大义《妙法莲华经大成悬谈》(16)),使用范围相当有限。

       清中叶以来,随着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有效治理和学界学术兴趣的转移,以实地考察、深入研究西域及蒙古人文地理为特征的西北史地学派逐渐形成。(17)西北史地学人在考察研究中发现“大清”这一“国号”同域外诸国的“国名”不宜并举,(18)由此产生了对超越历代“国号”的统一“国名”的现实需求。在此背景下,源于印度的古国名“震旦”得到了他们的青睐。南宋高僧志磐在其名著《佛祖统纪》,已明确提出“震旦”作为国名,与周、秦、汉、晋等国号的性质殊异:“同一震旦,而周、秦、汉、晋为号不同”。(19)南朝宋、梁及隋、唐等政权,都曾被周边国家称作“震旦”。(20)有鉴于此,西北史地学人在述及中外交往等内容时,往往使用具有鲜明国名性质的“震旦”,与域外各国国名对举。

       作为西北史地学派主要研究对象的西域地区,有着传统中印交通的枢纽要道,体现了两大文明的互动交流,并留下了许多实物遗存。西北史地学人徐松在对莫高窟的实地考察中,全文著录窟前的武周时期《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其中“复有儒童叹凤,生震旦而郁玄云;迦叶犹龙,下阎浮而腾紫气”一句,(21)以“震旦”指称中国,并与“阎浮”对举,显然受《佛说灌顶经》“阎浮界有震旦国”一语影响。(22)徐松故友叶绍本在通观书稿后为《西域水道记》题词作序,以“深入虎影威,长驱犀兕散。天西二万里,拓地尽震旦。我皇复嗣服,天戈削僭乱。远徼照重光,捧海浇爝爟”一段,(23)歌颂清廷对西域的经营、称赞徐松实地考察的毅力。

       西北史地学派“研究范围并不仅限于西域,还包括内外蒙古,有时甚至还涉及到西藏”。(24)姚莹《康輶纪行》在研究佛教文化昌盛的西藏地区时,往往征引佛典并加以阐发。(25)其“前后藏非天竺”条,引古楼炭经“葱岭以东名震旦”,表示“震旦”一词“盖西域称中国之名也”;(26)“四洲四主”条阐发唐代道宣《释迦方志》中的“一洲四主”说,(27)表示“赡部洲中有四主,东人主即震旦,南象主即印度,北马主即蒙古、哈萨克,西宝主即大、小西洋”,表示“天地之性,人为贵。此佛法所以东来震旦,穆哈默德、耶稣之徒亦无不景企中国也”,(28)明确将“震旦”与“中国”作同义使用。

       西北史地学人中,徐松、姚莹使“震旦”一词走出佛教论著,走向学术著作;魏源对“震旦”的广泛使用,则使“震旦”一词走出学术著作,走向社会大众。其西北史地名著《圣武记》中,称颂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反映的卓越功勋,文末有“论者谓达摩创法震旦,有一花五叶之谶,至六世果以衣钵启争,故六祖不复传衣钵”之语,(29)以“震旦”称中国。《次韵前出塞》“海环大九州,震旦东隅长……涣汗九万里,荣辱非一强”、(30)《北岳五台看雪行》“盘古之雪都昆仑,峨眉五台乃文孙。各号清凉莫震旦,欲易火宅为宁坤”,(31)皆以“震旦”为中国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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