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38/j.cnki.iper.2022.05.00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2)05-0041-05 “最大变量”和“最大增量”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建设重要论述中的一组重要概念。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产、生活、认知和交往方式，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网络综合治理带来很大挑战，使得互联网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大变量。在充分认识和把握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动的基础上，基于最先进的生产力促进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升级，能够将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 一、互联网代表新的生产力：理解思想政治工作“变量”与“增量”的视角 提升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前提是合理定位网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对此学界业界大体上有三种分析思路。第一种以思想政治工作相关文件为代表，把网络看作一个单独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在《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网络作为基层思想工作的一个领域，同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社区等并列，网民作为一种群体和上述领域的群体一样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1]第二，将网络看作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空间，与教室、大众媒体、广场等实体空间相对，这种研究路径通过对比网络交往和实体交往之间的差异得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第三是运用新的网络技术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典型的是通过大数据等技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种研究大多从技术特征出发，关心技术应用在理想状态下的效果，较少讨论技术应用的产业依托和法律支持机制。 在上述三种思路中，学界业界都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但也存在以下三点问题。第一，网络彻底改变了这个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包括生产、流通、智慧生活等各个方面，很难说有一个单独的网络空间或领域，网民就是企业、农村、机关、学校和社区中的人，他们在网络上的表现就是他们在生活中表现的一部分。第二，网络空间和实体空间很难划分出来。在互联网刚刚兴起之际，人们常用“虚拟空间”来界定网络空间、用虚拟交往来对应现实交往，但这种区分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失去意义。主张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会有不同表达方式的观点主要考虑的是网络交往的匿名性，但每个网络用户的IP地址在技术上都是可追溯的，主要的社交媒体基本采取“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管理方式，即便真的能够做到前台后台全部匿名，通过大数据技术的追踪也可以基本确定网民身份。2022年4月28日，新浪微博发布了IP属地功能升级公告，根据用户近期发布动态、评论等内容的IP属地判定所属地区并按规则进行显示，同一时期，微信、今日头条等社交媒体也都上线了这个功能。基于上述技术设定和管理模式，网络交往已经不能被简单地定为匿名交往，其近乎相当于现实的交往。第三，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网络技术已经达到了非常高超的水平，引入某种新技术来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恐怕空间不会太大。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互联网表达监管中，如不良信息传播治理技术、视听节目中违法违禁信息的智能识别、网络媒体内容倾向性评判技术等，这些技术提升了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但也存在数据泄露等诸多风险。 互联网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根本性影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加速资本、劳动力、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新的飞跃，中国全面进入数字经济主导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部分互联网头部平台在产业和金融资本的助力下快速扩张，通过锁定中小微企业、消费者获取垄断利润。互联网不仅影响生产生活的相关行业，也是影响舆论走势的重要力量，比如目前较为流行的舆论表达平台主要是民营互联网企业旗下的产品，这些互联网企业通过数据和算法优势影响着舆论的走势。互联网平台出于经济收益、法律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在网络水军、热搜数据等影响舆论的关键问题上态度比较复杂，当平台需要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时，会默许甚至鼓励水军的存在，但当它希望提升平台的公共形象和公信力时，又会打压和控制水军。鉴于互联网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全方位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2]网上的思想政治工作集中展现了思想政治工作可能遇到的最大困难，网下的所有工作(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又会随时上网，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上的任何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上网之后的效果，做好了网上思想政治工作，网下思想政治工作也就不难做好了。 随着党和国家对网络传播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的互联网管理体制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断调整，逐步适应互联网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研究把握信息网络时代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用好用活网络平台，占领网络舆论阵地，推动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政治工作主动性和实效性。”[3]人类媒介技术的演进存在一个中心化、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过程，大体对应大众传播媒介、自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三个阶段。在古代社会，只有极少数统治阶层掌握书写材料和具备书写能力，思想传播主要是靠国家权力网络和社交关系网络。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给思想传播注入了新的动力，到了19世纪，机器印刷开始兴起，新闻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由于经营大众传媒需要高昂的成本，因而只有少数大的传媒集团有机会向大众传播信息，传媒从业人员成为“把关人”，大众传媒因此塑造了一种中心化的传播格局。互联网在其兴起之初以大众传媒的延伸形式存在，比如门户网站，直到自媒体盛行才使得表达渠道更加多样。尽管此时大众传媒仍处在中心位置，但其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了。随着互联网行业竞争越发激烈，一些互联网寡头企业出现了垄断的苗头，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间接地控制着一些社交平台，凭借掌握海量用户数据、掌握数据算法的底层机制来影响信息流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舆论走向。公共表达的门槛的确在逐渐降低，但单个用户能够获得多少流量、吸引多少关注仍然受到很大制约，个人掌握的信息、具备的知识水平、团队资源和其他力量的支持都是很大的影响因素。因而可以说，传播格局已经出现了再中心化的趋势。国家相关部门通过制定文件的方式建立规则，要求互联网平台发挥他们在意识形态治理上的积极作用。互联网技术的每一次更新迭代都带来思想文化交流上的新样态，给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但随着党和国家对互联网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在经过一个越来越短暂的变动期后，新的技术将会被整合到既定的体制机制当中，形成新的平衡。综合考虑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政治、资本、技术的关系，是我们已经形成的做好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