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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政治勇敢基于羞耻和荣誉，更注重克服恐惧和困境，激发人们损敌扶友、英勇奋战和守护城邦的精神，包含特定的社会结构、目的和动机。柏拉图认为，传统的勇敢与血气密切相关，而血气有高低之分，所以这种勇敢的高贵性和危险性并存，它既可能使人过度维护自己的私利，又可能使人为共同体和更高的价值而献身，指向超越的抽象自我。政治的勇敢精神受到智术师式的知识和计算的理性主义的启蒙后，转而追求全知全能式的勇敢知识，试图控制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并使人滋生出不正当的政治野心和道德义愤。苏格拉底式的哲人展现了关于灵魂秩序和德性完善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修复被败坏的血气和勇敢。哲学的勇敢在于坚定地面对自己的无知和不可避免的人世恶，在任何情形下都始终探寻真理并做有益于灵魂的最好的事情。
)观念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界定贵族勇士的义务与德性，二是描述作为战士的公民在面对危险时的政治意志和决心[2](113)。在《荷马史诗》中，勇敢的人物大多有高贵的出身，如阿基琉斯、赫克托尔、奥德修斯。对荷马而言，人的德性(
)主要涉及身体的优异和军事成就，在战场上表现勇敢并取得成功的人可被称为有德者。羞耻和荣誉是勇敢的两个基本要素。在赫克托尔看来，为城邦和人民而战是其义务，他若胆怯地逃避战争，将羞于面对特洛亚人，也无法通过勇敢杀敌获得“莫大的荣誉”[3](146)。由此看来，在公众面前的羞耻感会激励人们挺身而出，勇敢面对强大的敌人，并把握住渺茫的胜利机会。由于害怕愧对亲人、朋友和他人，将士们英勇奋战，竭力保卫自己的城邦和家园。 除了羞耻感外，荣誉也让人对死亡无所畏惧。战场上的胜利会给人们带来毕生的荣誉和死后的荣耀，这激励着人们勇敢拼杀。羞耻和荣誉都能使人变得勇敢，但两者的区别在于，羞耻把人限定在某个具有固定行为规范的团体内，这种从属关系只是一种或然的事实(contingent fact)，而荣誉是必死之人勇敢行为的终极目标，这种必死性是基本事实(essential fact)，因此荣誉具有更根本的价值。[1](33)英雄们的勇敢甚至献身使其获得了荣誉，超越了人的有限性。 政治的勇敢起初更多地体现在那些贵族出身的英雄和统治者身上，但随着希腊社会和战争形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和战士也在战争中展现出勇敢的品质。勇敢不仅体现了战斗者的坚韧意志和坚定决心，而且反映出希腊人为自由和荣誉而战的精神。传统的政治勇敢包含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定的公民和护卫者，并将共同体的安全作为目的。此外，传统的勇敢也涉及忍耐这一观念，它不只是指向外敌，还指向内在的激情和对不幸与苦难的忍耐。[2](113，121)苦难和不幸会剥夺人的外在地位和身份，而勇敢却使人具有高贵的内在身份。就此而言，勇敢关乎灵魂的自我控制和坚韧，而非只关乎反抗外敌。 虽然政治的勇敢具有高贵的一面，但它也有危险的一面。柏拉图在诸多对话中都展现了政治勇敢的不足之处。在《法义》(Laus)中，柏拉图认为勇敢处于四重德性的最低位置，比不上理智、节制和正义。克里特和斯巴达城邦的立法旨在获得战争的胜利，亦即以勇敢这种最低的德性为根基，而非建立在完整德性的基础上，因此，这种立法并不正确，也不稳固[4](6，9)。在《理想国》中，格劳孔将勇敢视为彻底不义者的品质，阿得曼托斯也认为人们不行不义是因为缺乏勇气(361b，366d)[5]。按照习俗的观念，勇敢是男人从事城邦事务的独有德性，它可以被用于损敌扶友(71e—72a)[6]。智术师普罗塔戈拉甚至表示，有不少人极其勇敢，却极端不正义、不明智且没有学识(349d)[7]。勇敢看起来与其他德性毫无关联，僭主杀伐果断，最善于保存自己和获取利益，其勇敢的德性尤为突出。因此，政治的勇敢看似源于邪恶的习俗“德性”[8](283)。 在《拉克斯》(Laches)这一专门讨论勇敢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指出，勇敢不只是指传统理解的在战争中对抗敌人的勇敢，它还包括在海上遇险、疾病、贫困和治邦中表现出的勇敢。勇敢不仅是指与痛苦和恐惧作斗争，它还包括与欲望和快乐作斗争。既然勇敢有如此多的表现形式，那么，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勇敢到底指的是什么(《拉克斯》191c—e)[6]？与苏格拉底对话的将军拉克斯表示，勇敢是“灵魂的某种坚持”(《拉克斯》192b)。但勇敢并非灵魂的固执和愚蠢的坚持，一个人仅有坚持的精神和毅力还不能被称作有德性。譬如，士兵不做好充分准备却坚持作战，一个人不懂潜水术却坚持潜入水中(《拉克斯》193a—c)，这些都算不上勇敢。无知者的无畏并非真正的勇敢，勇敢应包含明智和判断力。然而，不惧危险的明智地坚持也不是勇敢，如医生明智地坚持不给病人吃他不该吃的东西。在柏拉图看来，勇敢是一种高贵之物，战争中的勇敢是为了保护城邦的善。因此，真正的勇敢者需要明白什么是城邦的整体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