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22)05-0005-010 作为今本《尚书》中的重要篇章，《洪范》被奉为“统治大法”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尚书》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①，《洪范》则被学者誉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②，成为研究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彝伦”一词即出自《尚书·洪范》篇首一节文字。传统观点认为，该节所记乃周武王与箕子于陈《洪范》之前的问答之辞。其文曰：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歝。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③ 关于上述引文，以往研究乃聚焦其真伪性的问题——或视为史实，或谓其附会，或置之不问。而对篇首“彝伦”一词作专题考释，学界热情似嫌不高。有之，亦多为相关研究中的附带性论述，不易受人关注。目前所见，学者主要有三种解读观点，即“宇宙常理”说④、“伦理规范”说⑤和“社会秩序”说⑥。但综观《洪范》所叙及《尚书》宏旨，则前述三说似有未安。那么，何谓“彝伦”？作者为何用“彝伦”概说“九畴”精义？先贤提出这一概念的思想价值何在？这些问题的答案，均是我们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研究《洪范》的关键所在。 一、“彝伦”的典籍检讨与内涵考释 遍检史籍，“彝伦”一词最早见于今本《尚书·洪范》。那么，何谓“彝伦”？按《尚书·康诰》载周公训诰康叔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孙星衍疏引《释诂》云：“彝、法，常也。”⑦曾运乾曰：“蔽殷彝者，以殷常法当罪也。义，宜也。刑罪相报，谓之义刑义杀。”⑧是“殷彝”即“殷法”“殷常法”。照此类推，“彝伦”当可解释为“常伦”，指正义伦理与价值秩序。反之，则为“非彝”。《尚书·酒诰》谓殷王纣“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⑨可证。又，《国语·周语中》载单襄公之语云：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今陈侯不念胤续之常，弃其伉俪妃嫔，而帅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嬻姓矣乎？陈，我大姬之后也。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简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帅其德也，犹恐陨越。若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将何以守国？居大国之间，而无此四者，其能久乎？⑩ 单襄公将“无从非彝”与“各守尔典”对称，又谓“不念胤续之常”“不亦简彝乎”，则“彝”可训为“典”“常”“法”。《尔雅·释诂》曰：“典、彝、法、则、刑、范、矩、庸、恒、律、戛、职、秩，常也”(11)，可证。《大戴礼记·四代》有云：“上服周室之典以顺事天子，修政勤礼以交诸侯。”王聘珍释之曰：“服，从也。典，法也，常也。政，犹制也。礼，谓邦交之礼。”(12)亦为明证。联系单襄公论陈必亡的语境，故而“彝伦”可解释为“常伦”(13)“常法”“典常”，指周之礼乐(典制)与伦常，近同于人伦关系、政治秩序与价值系统的代名词。单襄公“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一说，即此之谓也。或许正是源于这一认识，司马迁在撰《史记·宋微子世家》时遂将同一史事记述为：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箕子对曰：“在昔鲧陻鸿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歝。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14) 通过文献对比，是《宋微子世家》所言“常伦”实即《洪范》之“彝伦”。但在《史记·周本纪》一篇中，司马迁的叙史之辞则是：“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15)太史公将“问以彝伦”径改为“问以天道”，又是以“天道”释“彝伦”之证。裴骃《史记集解》引郑玄曰：“帝，天也。天以鲧如是，乃震动其威怒，不与天道大法九类，言王所问所由败也。”(16)与司马迁释义同。要而言之，在汉儒的知识体系之下，“彝伦”可解读为“天道”或“常伦”；而在其具体形态上，诸家并无异议，均指向“洪范九畴”(17)。精赅之，其纲目为“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18)然而，汉儒何以用“天道”阐释“彝伦”？ 按周初政治伦理思维，周人之有天下，系出于“天”；周室君主乃天之胤嗣，奕世载德，故受命于天帝而代商。这可从《诗经》《尚书》《逸周书》以及金文、简帛佚籍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如《尚书·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19)，越厥邦厥民，惟时叙。”(20)《毛公鼎》(5.2841)叙周初历史记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闬于文武耿光。”(21)又《史墙盘》(16.10175)云：“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受万邦。”(22)《逸周书·祭公解》亦载王曰：“呜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国，作陈周。维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付俾于四方，用应受天命，敷文在下。”(2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换言之，“德”乃周革殷命获取统治合法性的根据。然而“上帝引逸”，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肩负起道德使命，并接受上天的道德裁决。若其逸豫不“德”，则早失天命。此即《尚书·多士》所谓“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24)。又，《尚书·召诰》载召公之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25)可见，“天命”(无形无声的至善标准)与“德”(人世可及的价值标准)的联动，不但是周人藉之获取天下权力“正统性”的根据，而且演变为周人的文化价值及意识形态，是两周社会政治权力转移的思想源泉(26)。齐思和说：“此种天命思想乃周人思想最特异之点，亦殷、周思想根本不同之点也。”(27)因此，对“彝伦”一词的解读，需要结合殷周时期的天命思想来理解，当非“彝伦就是政治体制、社会秩序”(28)一言所能概括。联系“洪范九畤”的具体内容及前文考释，所谓“彝伦”，乃是殷周先哲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运动规律的高度提炼，是一个具有广泛涵义的哲学范畴。关于这一认识，顾炎武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29)可谓慧眼独识、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