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22)05-0052-09 一般来说，当人们在谈论谎言的时候，往往会包含三重含义：一是在描述或者复述的意义上，描绘了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事件或情境，也就是编造了假的事实；二是在陈述或者解释的意义上，表达了一个假的判断或推理；三是在评述或者评价的意义上，基于对行动者的心理分析，判定行为的虚假动机。在描述的意义上，谎言的对立面是真相；在陈述的意义上，谎言的对立面是真理；而在评述的意义上，谎言的对立面是真诚。在对抗谎言的哲学史上，柏拉图追求灵魂认知的真相，而给予言辞之谎以合法性；奥古斯丁基于信仰上帝，将对谎言的抵御提升到真理层面，拒斥所有形式的谎言；康德则回到人本身，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法权，从真诚的层面拒绝所有谎言①。人类文明在与谎言的斗争中前行，真相和真理都未必是谎言的对手，甚至会成为谎言的帮凶，唯有真诚才是谎言的最后抵御。从真相、真理到真诚的阐释变迁，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史的叙事事件，更是一个生存论事件，内含一种从外在抗拒到内在退守的生存体验。威廉斯在《真理与真诚》一书中曾指出，现代思想和文化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一方面是对真诚的渴求，另一方面是对真理的猜疑②。本文认为，真诚居于更根本的层面，是对谎言的最后抵御，猜疑真理本身就是对真诚的最好论证③。不管是处于柏拉图认为的可以被隐瞒真相的不利地位者位置，还是处于可以挥霍乃至扭曲真理的权势地位，抑或在探查真相和探寻真理的过程中，真诚都是(或应是)最本真的底色或根本美德。 一、真诚的哲学出场 真诚，可以界定为灵魂的袒露，具体表现为所知的无修饰表达与所感的无掩饰发动。所知的无修饰表达可解释为“直言”④，而所感的无掩饰发动，则以母婴间的爱之情感为基本原型。真诚意义上的所知和所感都是指向善之表现的，同时也是关涉勇敢与牺牲的。借用儒家哲学的概念，即为“率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明天理、体天道，然后遵天命而行，即为真诚。西方哲学史上的“率性”典范便是自知无知且全面暴露自己的苏格拉底。多数情况下，后人将苏格拉底之死归于哲学与政治的冲突，抑或好人与好公民的冲突，这固然是没有错的。但这毕竟预设了两种异质，以致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生对立的价值取向。如果只归于一种原因，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苏格拉底死于其“率性”，也就是为灵魂的真诚而殉道。苏格拉底遵循于自身灵魂的内在呼唤，不停地与人交谈以求取真知，以致被起诉不信神和败坏青年之罪。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遭受审判时，只要苏格拉底隐藏内心真实所想，也就是做一个自身灵魂的撒谎者，哪怕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都可免于死刑。但是苏格拉底始终保持真诚，选择向公众袒露自己的灵魂。一方面，对自身一贯的“逻各斯”保持真诚；另一方面，对城邦法律保持真诚。既不撒谎，也不逃跑⑤。苏格拉底死后，雅典人很快意识到这是一桩冤假错案。公开审判也无法阻止虚假指控的侵入，这即是谎言在真相层面的胜利⑥。真相经常要等事件或要命的场景结束之后才能被真正揭示。民众经常是惑于真相的，这大概就是苏格拉底之死留给柏拉图的最大刺激。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明确主张政治生活恰如洞穴生活，在其中是看不到真相的，城邦必须由哲学王来治理才能达到善治，因为只有通过哲学才能把握善的知识。在柏拉图看来，灵魂上的无知才是真的谎言。如果灵魂有知识，为了善的目的，言辞上的谎言是可以作为治理城邦的药物来使用的。柏拉图对于谎言的处理，表面上是做了让步，承认谎言的存在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又强调求取真知才能真正克服谎言。这实际上是真诚在哲学上的退隐，但绝不是面对谎言的退却。真诚退隐，知识凸显，预示着真理的出场。 真诚再次进入哲学讨论的视野是由康德带出场的。在康德之前，奥古斯丁虽然在驳谎言上做出了积极努力，但主要是接续柏拉图的知识讨论，进入真理的层面，真诚此时是隐而不显的。奥古斯丁诉诸的真理奠基于信仰上帝的基础上，进入现代以后，自然失去了说服力。没有了上帝的笼罩，世俗化的结果就是真理与权力紧密勾连，谎言经常会以真理的面孔出现，于是真诚不得不再次凸显，成为谎言的最后抵御。奥古斯丁驳谎言的哲学推进是明确从动机层面界定谎言：“并非凡是说了不符合事实的都是在说谎，他若是相信或者以为自己所说的是真实的，那就不是说谎……判断是否说谎，是从说话者本人的意识来说的，而不是就事实本身是真是假来说的。”⑦这为康德所直接继承。在《一项哲学中的永久和平条约临近缔结的宣告》中，康德做出了类似的表达：“很可能并非一个人视之为真的，就都是真的(因为他可能犯错误)；但凡是他说的，他都必须是真诚的(他不应当欺骗)，不管他的知识是纯然内在的(面对上帝)，抑或也是一种外在的知识。——对这种真诚义务的违反叫做说谎……”⑧康德的难题是，在去宗教背景的前提下，论证真诚的绝对性。针对贡掑当关于“说真话是一种义务；但只是针对对真话有一种法权的人”⑨的条件性和相对性观点，康德撰写了《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予以回应，明确将真诚置于法权的前提和基础位置，认为“在一切说明中都要真诚(正直)”是“一个神圣的、无条件地颁布命令的、不能通过任何习俗来限制的理性诫命”⑩，是讨论法权义务的前提。然而，这涉及论证的起点，对于价值悬设不同的人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后世很多学者，包括最近国内的一些相关讨论，仍旧是泾渭分明的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没有人反对真诚，但对于谎言是否可以得到某些道德辩护，很多人是持肯定态度的。毕竟，现实生活中，此类例证比比皆是。 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撒谎即便是权宜之计，也是在以恶制恶，真诚无欺作为一种善的价值分量丝毫不会因此而受损伤。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或许是作为“率性”之真诚的“发与未发”。可以“仁”与“礼”的关系对举，爱人之仁总是没错的，但是仁之发要有节。又或如周敦颐所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11)，将“诚”作为由天而人的本体连接和发用。如此似可调和真诚的内在绝对性和外在合宜性。但是，作为对谎言的最后抵御，如此处理真诚与谎言仍然是不深入的。这只是问题的出场。国内学者关于康德的谎言绝对主义观点的反驳、论证和修补亦是如此。如果深入内部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谎言和真诚分别相关于自欺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