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理论创新没有止境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肩负光荣而神圣的时代使命，需要让自身成为一种能够承载伟大的时代思想的智慧之学，但也亟待解答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方面的前提性追问。纵观历史，前提反思、返本开新，成为哲学自我变革、与时俱进的一个基本方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演进状况就是如此。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深深植根于时代实践场域迅速发展，成为显学。但是，这一枝繁叶茂、声誉日隆的学科却在建构根基方面不断出现激烈争论。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中国学者介入国外学者(罗伯特·查尔斯·塔克、艾伦·伍德、齐雅德·胡萨米、乔纳森·沃尔夫等)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道德制高点意义上的正义观”之争、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否源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推论”之争、中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展开逻辑应当从何种中国社会实际出发的追问等等。概括地说，争论主要聚焦于三个前提性追问。一是肯定向度追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历史性、否定的辩证法与政治哲学崇尚的肯定性、规范性向度能否兼容一致?或者说，肯定向度、规范向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何以可能?二是价值维度或规范维度追问：唯物史观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何以可能包容包括政治哲学内在的价值维度进而呈现规范维度?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可能性”的追问：从唯物史观原则高度，选择从何种中国实际出发去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逻辑?三个追问集中体现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理论前提反思，需要我们以方法论自觉从根基处加以解答。 一、否定性与肯定性双重向度：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联结 在方法论自觉的意义上，究竟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联结是必然在场的还是一种反讽、悖论，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之崇尚否定性、革命性、批判性向度的辩证法思维与政治哲学之崇尚肯定性向度的理念能否融通、一致、对接。 在国内某些学者视域中，指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具有一个方法论前提意义上的悖论。其主要疑问是，强调“历史科学是唯一的科学”的以否定的辩证法在场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与作为肯定向度、规范向度出场，致力于为一种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在场辩护的政治哲学在思维方法、理论范式上一致对接、融和统一? 研究肯定性向度与历史唯物主义、否定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关联，是一个绝非简单的重大问题。对此，我们不能忽略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发达工业社会崇尚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向度的批判，以及由此对第二国际以来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崇尚肯定性向度的实证主义逻辑的反思。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当作一种对历史进程进行“实证科学”的肯定性事实判断的学说而否定辩证思考的必要性，就一定会曲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性意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不仅作为一种新世界观即新历史观的阐释对象(客体)在场，对历史作唯物主义阐释即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用事物的本来面目阐明历史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更是一个体现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意义的关键规定性主体词：“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②这一历史科学指认本身不仅强调历史规律的“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③的事实性或实证性而非价值超越性，而且强调其特殊性、暂时性、相对性而非“超历史”的一般历史逻辑。在马克思看来，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样，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阐释历史一般通则、一般规律只有在“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之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④。这种对历史的肯定性即充满对现存事物在场永久性的“否定性”，强调了任何存在状况绝非一经出场就永恒在场、一成不变，而是相反，具有历史的变化性、变革性、暂时性，具有必然更迭的逻辑和向否定性转化的趋势。“否定的辩证法”呈现的存在逻辑就是历史。因此，历史性本质上即否定性、变革性、暂时性，或者说，否定性的连续性构成了合理的历史。在否定性那里，一切现象的反讽和否定几乎都构成事物存在的必然根据，“连续的否定”之间的套叠构成了历史。这就是马克思十分强调的“否定的辩证法”的革命向度：“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⑤对“既成的形式”的肯定性在场必须从不断的自我运动和暂时性中去理解，从而使本质性向度包含否定性。崇尚批判性、革命性、否定性的辩证法是贯穿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逻辑批判的一贯主张，也因此构成了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全面否定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论据。 的确，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否定旧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变革就在于强调思维的历史性、否定性、辩证性。不理解、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理解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而否定整个旧哲学(首先包括政治哲学)形而上学的根本意义，就不会真正把握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的本质，也就不会在新世界观基础上对政治哲学进行根本改造。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还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等，都秉持“政治形而上学”立场，追求一种绝对理性的、规范的、肯定性的体系。理解了“肯定性”在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各个时期的思想变化，就掌握了一把理解西方政治哲学本然性的钥匙。当然，具体来说，不同时期的西方政治哲学对肯定性的理解存在差异。在古希腊政治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肯定性”不仅是超越了感性事实性的应当，更与追问“第一存在”的真理关联。追问何谓城邦的“肯定性”，就是追问何谓正义，进而追问构成城邦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缘由的真理本体。否定性存在于悖理的感性事实性、现象和意见中，而“肯定性”绝不是对感性事实性的追问，而是穿越意见和感性达到理性、存在、真理的本质性向度。政治本体论由此而建构起来。“肯定性”一定是超越现象、谬误、意见的本体性在场，构成正义、真理、存在之根本，是唯一的、普遍的、不变的和永恒的存在。“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即“存在-假象”“真理-意见”的对立。“否定之否定”的归谬论证即“不存在是不存在的”，最终依然指向肯定性。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将神学政治论中的第一存在、终极存在推到极端，把肯定性阐释为对全知全能上帝存在的唯一肯定性。黑格尔之前的启蒙政治哲学家对中世纪神学政治的否定以及对政治现代性两大根基即“大写的人”“大写的理性”的肯定都是非历史的。他们将“肯定”“否定”的根据完全主观化、抽象化，将“肯定”与“否定”的关系等同于“应当与事实”，而不考虑中世纪为何出场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