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特区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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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木生 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广东省经济特区办公室副主任 邮编 510031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F14
分类名称:特区与开发区经济
复印期号:199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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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经济特区的诞生,从法律意义上说,是从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五届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开始的。但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即酝酿创办特区事宜。1979年7月,中央50号文件批准设立经济特区时,起步最早的深圳特区即开始运作。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实际上也是经济特区诞生成长的20年。二十年来,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充分发挥国家给予的政策优势、各自的区位优势、人才和资源优势,艰苦创业,奋力开拓,使昔日的边陲小镇、滨海渔村和经济落后的旧城市,发展成为今天现代化的经济比较发达的新型城市。当我们回首特区走过的道路时,深深感到广东经济特区发展的道路就是一条思想不断解放之路,不断改革探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之路,不断扩大利用海外资源、拓展海外市场之路。

      一、不断解放思想之路

      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经济特区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它是在冲破传统观念的桎梏和朝着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块坚固的冰川撞击中前进的。由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传统计划经济的观念,甚至还有的封建思想观念的影响,许多人对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认识往往抱着怀疑的态度,或者危言耸听,或者干脆直接阻止。不同观念,不同思想认识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每一次斗争都是新生事物取得胜利而收场,并且随之带来一次思想认识的解放。近20年当中,围绕着经济特区的问题至少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特区创办之初到1984年初。争论的题目是“特区该不该办”,核心问题是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

      1979年,当深圳特区的蛇口工业区刚刚起步建设时,就有人怀疑,搞特区,允许资本家来办工厂,赚取利润,是否违反了马列主义的路线?非常典型的事例是,随后一批批内地干部到深圳参观之后议论纷纷,说“深圳除了海关大楼上的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千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断送’了”。他们对蛇口工业区提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价值观念等也是怀疑不已。

      1982年,经济特区起步才2年,东南沿海一些地方出现了走私“洋货”之风,特区的少数单位也利用特殊政策,倒卖“洋货”,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当时,一些人更认为“特区资本主义化了”,“大批干部烂掉了”。有些人还担心特区会成为新的“租界”,办特区“丧权辱国”。他们回顾解放前上海租界的情况,把同外商合作成片开发土地,视同当年上海租界一样搞“圈地运动”。内地有家权威报纸连续发表有关旧中国“租界”的述评文章,表面上似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使特区沦为“租界”,实质上是不赞成我国办经济特区思潮的折射。在谈到深圳特区的“特”字时,连国家某部门的一位重要官员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又少了一块”。这些有关对特区的争论,无论是对特区的建设者还是对我国的改革开放都产生了沉重的压力和负面的影响。

      关于经济特区的第一次大的争论,直到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才算结束。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等中央领导人到了深圳、珠海、厦门特区视察,看到“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蛇口比深圳更快”,看到经济特区的兴旺发达景象,非常高兴。邓小平亲笔为3个经济特区写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必要性和特区的建设成就。邓小平同志回到北京之后,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又指出:“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搞特区,不仅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得到好处,还有一个对外影响的问题。搞好特区,先不说对台湾的影响,至少对香港问题有利,对安定香港人心有利。”进一步阐述了办特区现实的经济意义和长远的政治意义,从而鼓舞特区建设者们义无反顾地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使经济特区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1985年,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特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1985年初,国家为了克服“经济过热”,加强了宏观调控,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措施,如加强外汇管理,紧缩银行信贷,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等。经济特区在大发展中潜在的某些问题逐步明朗化。香港一家刊物发表了一位香港学者题为《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一文,尖锐地指出了深圳特区前5年发展存在的问题,认为:“深圳的经济结构,不如官方报刊宣传的那样,是以工业为主的,而是以贸易为主”,内地资金“就投资于深圳的比重而言,比起外资还大”。“深圳的经济不是出口经济,出口的比例在全市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微之又微”。换言之,即认为深圳特区违背了国家关于经济特区的“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利用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方针。其结论是:与其说办经济特区是成功经验,不如说是失败的教训。随后,该刊物还开辟了《深圳问题大论战》的专栏,发表了香港和内地一些学者很有见识的文章,从而把这一场“论战”引向深入,引起了中外读者的关注。在这场争论中,既有善意的批评建议,也有恶意的造谣攻击。如境外某报连续发表了10篇“深圳特区的庐山真面目”的评论文章,说深圳特区只不过是耗费国家几十亿元搞起来的“假大空”的“石屎森林”,没有什么价值。深圳是靠房地产、商业起家的,只有失败的教训,不值得其他开放地区学习,等等。一言以蔽之,“深圳特区失败了”。这股风曾一度影响外商对特区投资的信心。这种“失败论”是在国家加强宏观控制的时刻出现的。显然,它不仅仅是针对深圳,同时也是针对我国的改革和开放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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