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100多年的时间里, 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旅游中心和交通枢纽,其成功经验对很多地区,特别是港口城市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邓小平同志生前曾多次指出要再建几个香港,以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为此,上海、天津、深圳、大连等城市先后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目标,其中以大连提出的建设北方香港最为引人注目。本文在分析总结香港发展的经济模式及其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对大连建成北方香港的可行性及其具体目标和途径进行探讨,以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1 香港经济模式分析 1.1 社会经济模式 香港的社会经济模式可以归纳为:自由资本主义+高度区域自治+东西方文化整合。 1.1.1 自由资本主义 与3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及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等经济思想不同,香港始终坚持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营造自由资本主义的经营环境,并取得了成就。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政策(或环境)可以被认为是整个香港经济模式中的一个子系统,它自身还包含以下三个相互作用的要素,即私有制+自由经济+法治社会。 私有制 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所以香港的私有制应不足为奇,但香港经济中私有成份之高,公有成份之低却不同凡响。在香港,公有资产主要集中在公共设施与服务、教育、卫生等领域,只有供水系统是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供电、供气、公共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只有少数由政府责成私人公司经营,形成间接经营,其它所有经济活动均为私营。据1994年资料, 在香港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中公营经济占10.6%,在当地社会总需求中公营经济占13.9%, 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12.3%。? 自由经济政策 如此广泛的私有经济基础必然要求充分的、公平的竞争。香港回归以前,港英政府正是在这种最基本的要求下,营造了一系列最适宜的自由经济政策,包括自由港政策,自由贸易政策,自由经营企业政策,汇兑自由政策,低税政策和简单税制政策等。 法治社会 香港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制度上都可以充分接受英国的资本主义法制,同时,由于香港自身有立法权,它又根据当地的特点形成了一套法律(条例)。香港目前有500多份法律条例,其中有47 %是针对经济活动的,其中包括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权法、信托法、继承法等私法和相应的货品售买条例、物业转移及财产条例、商标条例、官契条例、受托人条例等,以及用于经济管理的银行条例、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条例、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香港机场条例等。公法中与经济有关的有如税收法(附税务条例、应课税品条例、娱乐条例、印花税条例等和行政法)等。 1.1.2 高度区域自治 在政治上,昔日的港督虽在理论上是英王臣民和一名公务员,但他有权立法、批转土地、组织并领导立法局和行政局,也就是统领一切香港行政及法律事务。在其之下,香港有独立的立法、司法权,有独立的行政权(唯军队归英国防部),从而产生了香港自己的法律、政策体系及经济思想。 香港自被占以来就有发钞权,1972年港币与英镑脱钩,获得自主处理外汇资产及选择其储备方式的权力,1983年香港又实行了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从而稳定了港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 香港与“宗主国”保持有历史渊源,但又高度自治,没有这种区域性自治就没有其今天的自由资本主义。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已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一点也应为我们许多城市和地区所认真对待。 1.1.3 东西方文化的整合 由于英国在过去150 多年的统治中掌握了香港发展的权力和命脉,西方人一直主导着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的上层,所以香港的许多“特征性”表现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没有西方文化就不会有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现代经济社会观念。 自由港是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自由贸易政策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思想和今天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之一。香港的法律体系是英国法律的发展和运用;香港政府实行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及其于70年代以后逐步推行的社会福利措施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香港的政治制度(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和政府构架也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尽管其民主程度要与西方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香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训、重视技术信息的进步,也是西方文化的结晶。香港人求实证、求法律依据,且精通英文和国际惯例,是受到了西方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也保证了他们与世界先进思想和观念不断的融合。因为自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和技术的进步都发源于西方文化,创新于西方,所以作为西方统治、管理下的香港肯定更多、更好和更及时地接受了这种文化,于是才产生了今天的香港模式。 东方文化在香港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香港人口中的98%是中国人,这个人口主体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中国人勤奋、吃苦耐劳的品质使香港的企业家具有较西方人更为执着的创业精神。事实上,没有香港的那些江浙人在制造业、航运业和金融业的艰苦奋斗,没有那些广东人在商业和制造业的辛勤劳作,香港的经济绝不会在短时间里实现起飞。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群体观念不仅使香港形成了众多的华资集团,而且也为香港社会关系较为稳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