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8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特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特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断进行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结果。目前，我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攻坚的阶段，正确认识解放思想与特区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特区目前面临的新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三次思想解放为特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 经济特区的诞生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产物。经过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们党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对于如何进行改革开放，中央的想法是先试验，而地方的同志经过思想解放以后纷纷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具有优越地理位置的广东省更是如此，借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时机， 及时提出了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指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样，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相继建立，以后又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在建立经济特区的过程中，由于深圳毗邻香港，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成为了决策者们的首选。由此可以看出，经济特区的产生首先应归功于思想解放，正是由于思想解放才使上下各层达成了要创办改革试验地和对外开放窗口的共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思想解放，要想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划出一块地方来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试验简直是不敢设想的。 第二次思想解放解决了特区姓“社”姓“资”的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经济特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确立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但是，姓“社”姓“资”的争论始终困扰着特区，有人说，深圳除了红旗是红的以外，其余都是白的；有人看到特区的“三来一补”发展了，就说“三来一补”引进了剥削，给外资占了配额，占了便宜，借否定经济特区的发展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正是在这一关键时期，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推动了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拨开了笼罩在特区上面的乌云。从1992年1月19日到23日， 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特区视察充分肯定了特区取得的成就，明确回答了特区姓“社”不姓“资”，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对于特区来说，无疑是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使特区能名正言顺地迈开市场经济的步伐。 第三次思想解放彻底解决了困扰特区发展的根本问题。经过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深圳经济特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各种资料显示，这一阶段是特区发展最快的时期。但人们对特区的发展还是存在很多疑问，问得最多的是特区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还是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由于特区大量地引进了外资，同时又大量地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因此，就连特区内的理论工作者也说不清特区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还是非公有制为主体。如果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显然是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这与特区的社会主义性质相矛盾，这种理论上的困惑以及各方面的压力阻碍了特区所有制的进一步改革。所以，当中国开始第三次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彻底突破了前苏联的公有制模式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后，经济特区又一次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并如释重负地迈开了自己的步伐。 二、特区的实践对三次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办经济特区的本意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让经济特区起到一个小石子打破计划经济体制这个大水缸的作用。 1.特区实践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济特区的建设从一开始就一路闯“关”，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特区建设的成功，就是因为始终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否则，一系列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试验都是不可想象的。深圳特区的这种敢闯、敢冒的做法，是对思想解放的最大贡献。 2.特区的实践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深圳的成功，很大部分取决于深圳较早地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深圳的市场经济是从引进外资开始的。由于在创办特区之初，大量的外资涌入深圳，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外资，不可能再按原来的计划经济规律来管理，而是要求按国际价值规律和国际竞争规律来管理，在资源的配置上，要求以市场为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发挥基础性作用。围绕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所有制体系；以资本为纽带的国有资产监管和营运体系；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体系；以商品为基础，要素市场为支柱的市场体系等，特区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的改革。这种改革推动了深圳的发展，使深圳建设中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物资和人才通过市场调节，源源不断地进入特区，形成强大的生产力，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深圳速度和深圳效益。深圳的探索从实践上证明了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确性，从而结束了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为进一步的思想解放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