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把“思维着的精神”喻为“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据此，我们可以说，哲学思维便是思维的“花中之王”了。今天，致力于儿童思维训练早已被视为教育的天职，按理说，培育他们的哲学思维也应是题中之义，但恰恰这一启蒙有点姗姗来迟。 人们可能认为，哲学如此高深玄妙，又没有“学以致用”的实际价值，小孩子何必耗费时间和心力去高攀呢？其实，这样的偏见既误解了哲学，又误解了儿童，更因此导致思维教育残缺不全。 哲学的童年和童年的哲学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这么一段话：“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他称“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并在很多地方盛赞包括希腊神话、艺术等在内的希腊文化的巨大魅力。 这里自然也包括了希腊哲学。那么，希腊哲学又是如何展现它“人类童年时代”的美好天性呢？我国哲学史家杨适先生曾写过一本《哲学的童年》，系统梳理了希腊哲学从萌发到形成一门正式学科的历程。纵观这一哲学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哲学的“童年时代”学派纷呈、思想浩瀚，孕育了西方数千年哲学发展的成果。其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一是对世界本源的追问。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一怒之下，用洪水淹没了地上的一切，万籁俱寂。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和妻子皮拉祈祷神灵，希望再造人类和重建世界，于是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声音：“把你母亲的骨骼，掷在你们后面的地上。”丢卡利翁突然领悟：母亲就是土地，骨骼就是石头。于是，他把石头丢在地上。石头很快显出人的纹理，接着变成了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逐渐重构了人类和世上的一切。在这里，土、石成了万物的本源。受到诸如此类神话传说的影响，到公元前6世纪，东方伊奥尼亚的一些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水、气、火等，试图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生成。与此同时，意大利南部的哲学家却认为万物的本源是一些抽象的、非物质元素，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是“数”，爱利亚学派认为是不生不灭的“存在”。后来的自然哲学家也都企图探寻万物的不变本源，如恩培多克勒认为是水、火、土、气四种“元素”，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事物运动的最后原因是“奴斯”，德谟克利特把万物的本源归结为不可再分的“原子”，等等。随后，“哲学的童年”进入了璀璨夺目的鼎盛期，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创立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内容涉及知识、伦理、政治、艺术等各个领域，但所有这一切还是建立在对世界本源的探寻基础上，如柏拉图认为世界根源于一个永恒不变的、绝对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世界有不动的“第一推动者”即“纯形式存在”。 二是对世界的惊异之爱。哲学在古希腊文中被解释为“爱智慧”。什么是“爱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爱智慧”意味着要在一切知识中寻求原因，而且是关于世界本源的“第一因”。不过，这里的“爱”与“智慧”同样重要，在希腊神话中也被视为世界的本源。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哲学一开始就蕴含了对世界的惊异，“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这种惊异最初源自神话，因为神话本身都是由惊异构成的，所以，“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惊异令人深陷愚蠢的愧疚，“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为摆脱愚蠢，他们带着惊异开始爱智慧，哲学探索就这样产生了。 带着惊异之爱去“刨根问底”，难道不正是人类“哲学的童年”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精神特质吗？ 至于每个时代的个体，则普遍有着令人惊叹的“童年的哲学”，它正是人类“哲学的童年”在儿童天性中的“纯真复活”。 我曾看到一个有趣的视频，一个三四岁模样的小女孩向坐在一旁的爸爸发出了连珠炮似的“为什么”，诸如“为什么站在电梯里，要说是坐电梯呢”“为什么明明是馍夹着肉，要说是肉夹馍呢”“为什么太阳晒我，要叫我晒太阳呢”“为什么明明是人用的，要叫马桶呢”“为什么黄瓜是绿色的呢”……这位爸爸被追问得一筹莫展，只得大喝一声：“出去！”这类追问大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5年前的“六一”儿童节，我也曾模仿小孩子的口吻写了一首《妈妈，请你告诉我》，穷追不舍地一口气问了“妈妈”18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身心、名实、真假、苦乐、美丑、善恶、有无乃至生死，它们无不来自孩子内心的追问，常令大人措手不及、大伤脑筋，唯恐避之不及。大人不明白，正是这类追问里，蕴藏着孩子们哲学思维的“爱”与“惊异”，涌动着哲学思维追根溯源的无限冲动，就像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从孩子们提出的各类问题中，意外地发现人类在哲学方面所具有的内在禀赋。我们常能从孩子的言谈中，听到触及哲学奥秘的话来。” “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怀疑这一点。但在以前，这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成人拒绝承认儿童有自己的哲学。即使当年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批评传统哲学只关注成人的哲学问题，因此把哲学更多聚焦儿童，以研究认识的发生机理，但他仍然多少以一种“成熟假设”淡化了儿童哲学。在他看来，哲学在儿童精神世界中是以内隐、萌芽的方式存在的，远未达到成熟的水平。当代儿童哲学奠基人、美国哲学家马修斯批评了皮亚杰的这一立场。在《哲学与幼童》《童年哲学》中，他认为皮亚杰严重低估了儿童的哲学天性，儿童有自己的哲学，他们的哲学问题与评论甚至比十三四岁的少年还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