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洲金融风暴的实质是综合经济实力的较量 1997年7月始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风暴，迅速席卷东南亚，并波及香港，给有关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杀伤力，成为全球议论的焦点。这场金融风暴的成因，大多数人认为是经济结构失衡和机制不健全所引发，而《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的文章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国全球化经济模式的危机，是美国模式和亚洲发展模式之间发生的冲突所致。尽管议论纷呈，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人类的经济掠夺已从以往的入侵土地、强占资源等发展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巧取豪夺了。 信息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市场国际化的进程，提升了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量、流速，这一切既创造了世界金融业空前的繁荣，又增添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及风险。一批金融投机家应运而生，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大鳄。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他们凭借敏锐的眼光、高超的谋略，顷刻间就鲸吞了东南亚诸国辛苦积聚的亿万资财。然而，在这场无情的经济游戏中，国际炒家又是按游戏规则出牌，循国际惯例行事的。当今世界，是否仅凭脑力就可吞食他人的巨额资金？不然，若无雄厚的财力，若无在西方发达金融市场练就的对衍生工具纯熟的应用能力，再聪明的脑瓜也难掀起这场风暴。事实上，1997年4月，以美国避险基金为主的巨额国际游资就悄然进入泰铢市场进行投机活动，据称单单国际炒家索罗斯本人就动用了40亿美元加入投机；而从另一方面看，这次亚洲金融风暴的重灾区基本是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可见这“合法”的游戏，其实是新形势下残酷的弱肉强食，亚洲金融风暴的实质仍是经济实力的较量。 面对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历史发展趋势，与发达国家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应如何适应新形势，在残酷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深长思之的问题。 二、香港经济结构局部失衡是金融风暴袭港的原因 金融高度开放的香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受波及在所难免，然而国际炒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狙击港元却发人深思。香港回归祖国后，开局良好，经济如常运作，金融体制健全，外汇储备雄厚。为何国际炒家硬要对港元穷追猛打？究其原因，可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进行分析。 政治上，某些国家和国际机构对回归中国的香港不怀好意。 近年来，美国日益关注香港问题，认为其在香港有着重大利益，因此有理由关心香港。 1991年9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康纳尔向美国国会提出《1991年美国——香港政策》。1992年5月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批准了《美国——香港关系法》，并在国会通过后由布什总统于1992年10月5日签署。这项法案要求就“在香港的美国利益的情况”提出报告，它还表明，美国在1997年之后将继续支持香港的民主化，声明主权的过渡必须保卫人权等等。根据该法案，美国在1997年后将视香港为个别的实体，以维护美国和香港间的独立关系。这项法案旨在通过美国国内立法插手香港事务。另外，无独有偶，一些国际机构也在国际上大造舆论，通过美国《财富》杂志发表《香港之死》，企图唱衰香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华尔街日报》连连为索罗斯等人的经济手段喝彩，1997年8月18日，该报载文宣称，索罗斯等人下个目标就是港元，并说他们有能量、有信心把港元打成泰铢、印尼盾，不达目的决不罢手；10月21日，美国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策略员巴顿·碧斯表示，将会削减环球投资组合中已发展亚洲市场所占比重，从原来的2%减至零。他还指出：亚洲股市正处于危险的下跌周期，其第二阶段的跌势已经开始，并将由香港股市带领；10月30日，著名的穆迪投资宣布降低香港银行的信贷评级；后来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平说，这次亚洲金融风暴对美国有正面影响等等。上述一切，说明美国的右翼分子视回归中国的香港为眼中钉 经济上，前任政府留下隐患，香港经济结构局部失衡，存有泡沫。 尽管香港整体经济情况比周边国家好得多，但也存在楼价攀升、通胀高企、经济结构失衡等泡沫因素。其中结构失衡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可就此进行深入分析。近年来，香港制造业及服务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比例失调，在亚洲四小龙中香港这个问题表现最突出。由于香港与新加坡的可比性较大，我们可进一步比较。新加坡制造业在其GDP形成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198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2%，1995年则为24.9%；而1985年制造业雇员人数占雇员总数的25.4%，1995年仍占24%。目前新加坡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次于金融商用服务业，是新加坡的第二大产业。10年来，新加坡也面临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的问题，但政府能采取积极的产业导向政策，扶持制造业升级转型，注意不断调整及改善产业结构，保持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的相应地位。60年代，新加坡政府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70年代又趁西方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引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加工型产业，如电子业和石油加工业，80年代新加坡面对邻国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口号，把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攻方向，重点发展小型高增值的电子计算机和软件、精密机床和收音机零件等产业。近年来，当制造业比重出现下降趋势时，政府不惜采取硬性的规定，将制造业增加价值占GDP的25%左右列为“基本国策”。 再看香港，1985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价值占GDP的22.1%，但至1995年已降至8.8%，几乎是直线下降，与此相应，雇员人数也从42.2%下降至16.2%。制造业已经从香港第一大经济部门不断滑落。 1985年至1995年10年间，香港本土制造业发展式微，令港产品出口增长放缓，影响了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也使贸易逆差扩大。目前服务业逐步取代了制造业的位置，香港已演变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然而，倘若没有强有力的第二产业的支撑，香港服务业就可能失去其稳健发展的根基及进一步成长的动力。这种倚重服务业的经济结构欠缺稳定性，较易受波动。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的第三产业，如金融、房地产、零售、旅游业等无不受重创，这些行业公司倒闭、裁员增加，就是印证。 造成香港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的原因，一方面是80年代初，大批香港劳动密集型企业北迁内地，虽降低了成本，保住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但也失去了进一步升级转型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港英政府长期实施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任凭市场调节经济的后果。一般来说，市场调节在短期、在微观上可使资源优化配置，但在长远，在宏观上却难导致整个产业结构趋向均衡。事实上，当香港劳动密集型工业大批外迁时，港英当局并无抓紧时机积极发展先进科技，提高港产品附加值，扶持留港工业升级转型，发展壮大，适当填补迁出工业留下的空间，而是继续倚重市场调节。因而在市场机制诱导下，一方面香港的科技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香港社会急功近利、热衷投机的气氛日浓，对短期见效、利润大的金融、房地产等业趋之若骛，令楼价攀升、股市过热，形成了经济泡沫和比例失调的产业结构，既影响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又留下了引发经济动荡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