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开放是一部交响乐，它的总谱是邓小平同志谱写的。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指挥下，我们都是“演奏员”。这篇“总谱”就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给了我们以思想武装，给了我们以智慧和力量，给了我们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和百折不挠的勇气。 当历史的车轮已驶近21世纪的门槛之时，受党和人民关注的、我国本世纪末最大的跨世纪工程——浦东的开发开放，在经过了前五年的基础开发之后，已顺利地进入到“九五”计划的第二次创业阶段。浦东的开发开放越向纵深发展，我们越是更深切地体会到这篇开发的大文章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中写成的。 一、邓小平同志直接作出的浦东开发决策使中国人民的夙愿梦想成真。 建立东方大港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近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所梦寐以求的夙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开发浦东的构想始终没有实现。只是到了1990年才正式启动。 当然，如果光有物质基础，还是不足以作出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的，没有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决断，浦东开发开放仍可能提不上议事日程。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他指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合流的。”中国作为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充分地吸收国际的技术、经验、资金和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学会两套本领，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上时代，赶上当代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 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的理论，不仅强调“发展要抓捷径”，而且强调“开放要有步骤”。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对外开放和地区发展的问题上来，指出让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中国“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邓小平同志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说过：“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意义作了三个层次的分析：一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二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的问题。三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流域的问题。这就是说，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浦东开发开放无论在规模上、在对全局的战略影响上都超过了80年代率先开放的沿海几个经济特区，也超过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 邓小平同志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还指出，“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浦东开发开放所寄予的殷切期望。浦东开发开放可以吸收经济特区等先行地区的经验，理应“后来居上”。五年来，我们是按照“后来居上”的要求去努力的。我们一直明白，没有深圳等经济特区率先十年的披荆斩棘，浦东开发就不可能起步得这么顺利。直到现在，他们的经验始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要虚心学人之长，努力补己之短，使浦东成为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的“重点”、“龙头”和“标志”，以无愧于邓小平同志对我们的期望，无愧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 二、浦东开发开放是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的重要实践。 开发开放浦东以来我们的收获是多方面的。这之中最大的收获还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上海市委、市府的领导下，通过锲而不舍的实践，把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置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中加以创造性地运用，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浦东开发的思路。同有形的物质收获相比，这些开发思路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会长期起作用。 第一，法规和规划先行。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还是要靠法制，靠法制靠得住些”和“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以及邓小平同志关于“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浦东开发的实际，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法规和规划先行。 法规是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保持市场运行秩序的有力武器。开发开放浦东以来，通过市人大、市政府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在浦东新区颁布了十多项有关国内外商投资的法律和法规；浦东新区也在规划管理、土地管理、项目审批、征地吸劳、外来人口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几十个暂行规定和办法。这一切确保了浦东新区的有序建设和社会稳定，受到进区的中外资企业的普遍欢迎。 规划先行的指导思想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比较理想的新城区。我们花200 万法郎搞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域的形态规划设计国际竞赛，吸引了世界上几个著名的规划公司参与竞争。此项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使作为上海CBD的小陆家嘴的地价增值， 充分体现了规划的先导价值。 第二，浦东新区的“三个先行”。“三个先行”指的是：金融贸易先行、基础设施先行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同志还强调：“翻两番离不开对外贸易。”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是我们执行金融贸易先行的理论依据。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中国发展经济要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占一席之地”。这些重要论述，又为我们提出“基础设施先行”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