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澳方略、经济为本 一九八七年四月，中葡两国签订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来，澳门的政治前景明朗，澳门社会和人心亦相当安定。九三年澳门基本法颁布后，在澳门社会同样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同。澳门居民又历来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这一切都表明澳门的政治和社会大局可定。 自中葡联合联络小组成立以来一直谈判之中的“过渡期三大问题”虽然进展缓慢，其中亦不时会有新的枝节发生，但是，澳门回归祖国的大势不可逆转，相信到九九年十二月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时，所谓的“三大问题”必会迎刃而解。因为由澳门当地中国公民担任的特别行政区长官，将实现其政治抱负和推行治澳方略，必会对公务员实行，择优录取，在此过程中公务员本地化问题将得到妥善解决。试想，以往对澳门认知甚浅而又并非才干过人的历任总督，尚且能够管治澳门，而日后由本地精英组成的特区政府更会创出一番新局面。 法律本地化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澳门法律虽浩如烟海，但过往沿用葡国的法律既然并不适时又不适宜，只要实际中无人应用又未经本澳立法会确认，便等于自然淘汰。一九七六年后，由本地立法机构和总督订立的法律和法规，已经绝大部分译成中文，近期由国内出版的《澳门法律汇编》，已将这部分法律尽录其中，现在不是有法无法的问题，而是如何确保依法办事，执法严明以回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的诉求。 至于中文成为官方语言并普及化的问题就更为简单，据闻仅在澳门语言翻译学校学习中文和普通话的公务员人数，在九七年为一千九百多人，九八年预计报读者大幅增至三千多人。由此表明只要稍有头脑和明白事理者都知道，将来的政府机构普及使用中文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公务员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继续发展。 相对而言，经济问题则属兹事体大，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搁置了困扰多年的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诸多问题之争，唯一目标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富裕强盛的社会和国家。特别是在东欧多国纷纷急变解体之后，加强发展经济的愿望更为迫切。中国内地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和政权才能稳固，社会才能安定。 澳门的情况同样如此，在过渡期之中，绝大部分的澳门居民，并未因历史的的转折和政治前景表现过于担忧，但近年的经济不景再加上治安不宁则使很多人士产生了明显的忧虑。治安恶化虽然成因很多，但与经济不景使某部分集团和人士的原有利益分成减少，从而产生滋扰社会的行为肯定有密切关系。 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澳门回归祖国，是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其中第二个重要部署。但是，如果处于回归最后阶段的澳门，仍然是经济不振，政府财政空虚，连公务员的退休金亦令人担忧的话，则会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状况。 因此，归根结底，振兴和发展经济才是澳门自强、自立的基础，亦是目前以至未来几年澳门须着力解决的大问题。 二、经济定位与发展目标 据香港政策研究所和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这两个现时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介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前后时期，他们围绕香港的未来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项研究重点就是香港的定位问题，亦即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建设一个怎么样的香港？为此，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其间还邀请外国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以便更广泛吸纳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意见。最后，他们提出香港的定位就是应该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即一个具有特色的区域性金融、贸易经济中心。 这些研究人员还透露，为配合香港未来的发展，进一步增强香港的竞争力，香港特区政府目前正在筹划一个总额达数千亿港元的新发展组合。 从香港的经验可以看到，香港未来发展路向所循的轨迹为：经过多方大量的研究论证后，选择合适的定位，以选定的定位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然后投入资源加以配合，向选定的目标作新一轮的推进发展。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在澳门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曾著重讲到澳门的经济定位问题。叶国华认为，澳门应该根据本地特点和优势，着重发展娱乐、康体和会议的综合式旅游，争取成为中国的拉斯维加斯，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娱乐消闲服务。 九七年初，澳门经济学会与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合作出版了一份名为《澳门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的研究报告。提出澳门未来的经济定位和发展路向，是应该成为区域性的商业贸易中心。 以上的两种观点基本接近，只是前者较为突出重点，后者则较为综合广泛。 其实，在过去二十多年，澳门的经济定位已经历过两次明显的转变。在整个七十年代，澳门因为具有配额、关税和低成本生产的比较优势，在当时成为一个低成本生产加工区，以加工产品的出口导向，带动经济迅速增长。到八十年代，澳门因为自由港的地位和广泛的对外联系，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势中，成为中国内地拓展对外贸易商务和引进投资的“桥梁和窗口”。澳门在此过程中，经济结构亦逐步向多元化发展。 从七十、八十年代澳门在两个阶段的经济定位转变中，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一、澳门因为受到经济规模细小的客观条件限制，必须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分工。两次经济较为迅速的增长，都是积极与区域分工合作的成果；二、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下，澳门具有相对于邻近地区的比较优势，促使邻近地区利用澳门，发展互补、互利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