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6924(2022)05-0610-08 DOI:10.16195/j.cnki.cn36-1328/f.2022.05.65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乡村振兴是基于新时代国家发展大局和乡村发展需要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不同于返乡青年创业的经济精英对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返乡青年治村是通过政治参与深入乡村治理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了基层干部队伍的组织建设经验，在鼓励青年投入乡村振兴实践过程中，返乡青年与基层社会如何互动？返乡青年治村呈现出何种治理样态？认识和分析返乡青年治村的微观运作机制是理解基层治理转型的重要切口。 关于谁来治村，学术界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分析：一是阶层视角[1-2]，二是村庄结构视角[3-4]。从阶层视角看，基于村庄阶层划分，村治主体可以分为中农治村和富人治村。中农治村主要是指中农阶层因在农村生产、生活和交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在村民民主选举中被选为村干部的一种治理样态，即中农阶层主动介入或被纳入到乡村治理中，而由于其行为、活动、观念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面貌，形成不同的农村政治社会现象[5]。中农治村一方面依靠责任心积累自己的权威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与大多数村民建构密切的人情往来和互助关系以获得社会认同和社会威望[6]。中农因其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的是土地产出，在维护村庄整体利益、表达村民需求、维持村庄秩序和化解村民矛盾等方面更有优势，而使得村级治理达到更好的效果[7]。富人治村作为精英阶层治理村庄的一种典型，其财富资源是进入村级组织的关键，以财富划分出来的村庄社会阶层往往垄断村庄自治组织的席位，近年来关于能人治村、新乡贤治村的探讨赋予富人治村在基层精英政治中的丰富意涵。从村庄结构视角看，村庄治理主体可分为能人治村和青年人治村两种类型。能人治村是应对基层治理现代化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变革与治理主体转型而产生的村庄权力结构转型[8]。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然而，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9]。青年人治村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社会供给内生型治理人才和提升地方治理效能的基层组织建设实践。引导青年村干部这一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图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人口流出的乡村实现有效治理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本文关注的青年群体参与村庄治理，主要是以青年视角考量乡村内生的潜在治理主体。在实际调研中发现，青年群体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动机和政治动机明显，且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能有效提升村级组织行政化和职业化，但青年村干部为民服务动力不足、偏离群众路线，在村庄矛盾纠纷等内部事务化解上短板凸显。因此，青年村干部如何嵌入村庄治理体系是合理的？这成为本文的问题意识。 返乡青年治村受到村庄社会结构、制度和地方规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呈现出现实经验的复杂性。本文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2021年7月2-23日在江苏杨村①田野驻点调研。调研期间，笔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对当地村“两委”干部、普通党员、村民、乡镇干部等进行访谈，搜集一手资料以支撑本文研究。杨村8名村“两委”干部中有6名是3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最年轻的仅25岁，当地以返乡青年为主的村级组织建设现象引起笔者的关注。基于村庄调研，用“返乡青年治村”来描述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时期精英更替中的青年治村实践，呈现青年治村中的治理实践样态，探索返乡青年治村的内涵、实践机制与困境，以期从治理主体变迁的经验实践中推进新时期的基层治理转型经验研究。 二、治理重塑：返乡青年治村的形成机制 (一)返乡青年参与村庄治理的现状 村级治理年轻化符合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是大势所趋，但治理结构年轻化却对村级治理中行政与自治关系产生外部性影响。一方面，青年村干部具有理解政策的优势，能够准确地将上级政策文本转换为地方执行效度，提高办事效率，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能力；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型老干部而言，青年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事务上往往表现出治理经验欠缺、权威性弱、工作方法不接地气等缺陷。因此，青年村干部治村难以回应村庄治理的内生需求，具体表现在村庄矛盾纠纷调解上，援引外部执法力量解决问题有余，而以村民自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在此过程中，青年村干部治村虽然能够弥补村级组织行政化能力的不足，但是会对村庄内部自治秩序产生冲击，弱化村庄内部规则对群众的规约，造成村级治理行政与自治失衡的隐患。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基层治理全面转型的背景下，村级组织的新老交替是全国各乡村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尤为严重的是有些较为落后的乡村地区面临村干部选任后继无人的问题。乡村治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对村干部的文化水平、现代化办公技能和学习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返乡青年能够匹配基层治理转型的需求，但也在积极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面临多重困境。 第一，青年村干部无法适应基层工作事务的繁杂性。基层工作的繁杂首先体现在工作量上，正如一位村干部所说：“在村里工作加班是常态。”从制度设置来看，村庄属于自治单元，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因而村委会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各种村民自治事务，如村民纠纷调解、村庄公共品供给、村民生活互助等，但伴随着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乡镇一级逐步将很多行政事务下放到村一级来完成，如各种资料整理、综治维稳、公共服务等，在村庄自治事务的基础上增加行政事务，其结果是村庄的治理事务猛增。调研实践发现，村里承接多达48个上级职能部门的任务，对下还要处理1000余名村民的低保、扶贫、纠纷、建房等各种事务，村干部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一名年轻干部刚刚上任两个月就“跑了”。从杨村的调研实践来看，村干部忙的工作主要是文字材料工作、会议工作、接代工作等，村干部不得不付出较大的时间精力去完成这些任务，从而挤压村干部回应村庄内部治理事务的空间。
